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农民的数目占全

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

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

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

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

太平天国。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农

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

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

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

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

，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

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

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

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

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

，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

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

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

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

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

化，但是在1926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租斗争普遍掀

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万。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

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

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

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斯大林在报告中

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

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

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

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

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要中

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12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

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在这

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

”，“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

策不好”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③会

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

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的军

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

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

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

“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

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

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

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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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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