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目，放射异彩。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排共反共，阻挠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

共中央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于1925年10月在北京

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就当前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职

工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党制定了反对

封建主义的纲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

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①。“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农民不

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②。瞿秋白在会议上积极赞成“

耕地农有”的主张。10月10日，会议发表了《告农民书》，向全体农民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指

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而要实行“耕地农有”，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

革命打倒军阀不可。
　　这年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这是两个人的初次会见。也许是因为都是

文学上的同调，他俩一见面便畅谈起来。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

说《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③他看重这部小说

的批判的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借此唤起人们揭露和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专制统治。

郭沫若这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从文艺转到社会问题方面。当时，有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

治维新之路，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对于

基马尔，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一些资料。会见时，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

苍白，一副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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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②《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他照常坚持工作。仅仅在1926年1、2月间，

他就写了政治理论文章近二十篇。这些文章，围绕批判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紧紧抓住无

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这时，瞿秋白关于无产阶

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备了。在此以前，他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还是在

理论原则上的阐释；现在，他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积累了实践经验，进

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就是，

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

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的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瞿秋白指出，国共合作以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居主导地位，五卅运动“是无产阶

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

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

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指导权以消灭革命。”①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必然影响和加速思想界和政

党界的左右分化的进程，“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

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

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瞿秋白强调无产

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

力量，联合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

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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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

1926年3月25日。
　　③④《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瞿秋白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列宁主义与

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

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派联

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和中国平民的革命的政权。”①

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要打破“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②，因为，“革命势力的扩

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

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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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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