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

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

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

革命不彻底的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

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

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

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

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

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

“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

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

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

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

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

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

系主任何世桢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倾向该党之人，

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

”①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

严重制裁。”②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

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

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件议案

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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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退共产党人。
　　②上海《时报》1924年8月4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

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

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

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

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

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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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民国日报》，1924年7月20日。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

，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

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

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

。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

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

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

“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

他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

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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