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放哨,一面偷偷读书是常事,追求知识如饥如渴,几乎见书必读,逢报必看,从那里算是扎下了今天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也引起了人们对我的尊重。不久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即当时的C.Y.),尤其在转党之后,更有计划的受着马列主义的训练,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凭着党的力量,我被人推为学生会的领袖,逐渐加强了自己的自尊心,由于军队生活(像西北军那样严格的纪律)又养成了自己性格上的严肃性,这一方面有其好的一面,另方面又成为以后的弱点了。在北京,曾做过青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参加南郊暴动。同时,也看过不少的轻视的污辱的颜色!李大钊同志被捕,逃亡到天津,在那一家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继续接受着人家的怜悯!秘密党的工作,而又不能告人。这其间又过一个时期的卖文章日子,为了摆脱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曾投考过《大公报》的招收校对考试,然而因为人多和没有面子,落选了!党又派我到烟台刘珍年的廿一师做士兵运动,半年,终于戴上了“不稳分子”的帽子,总还算客气,给了五十元路费让滚蛋。遂又派往山东的福山县做农民运动,藉教小学作掩护,撤起喉咙苦叫一天,晚上才是正当的工作——农民夜校,仅仅二十天,又被土豪劣绅赶走了,已经向你说过,豪绅们给了二十元的酬金,随手丢摔在地下,扬长而去,学生们哭送,我向他们哭别!这以后才到上海。中央军委派我到过镇江巡视,也做土匪运动,不成功,一天一毛钱的饭食,因为党穷,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九块钱,这是在上海!每天总在防备着包打听。经济压迫羼和着政治压迫,短短的几年间,被人驱逐了三次,被统治者关过三次(其中一次是一天一夜的优待室,在北京),受过不知多少次的饿,挨过难以忍受的冻寒,当朋友们怜悯送钱在自己的袋中之后,也不知有多少次背地里流泪!我愤恨极了!对社会不满,并不亚于仇虎或陈白露,满腔积压着报复心情!我要求党派我到红军中工作,理由似乎很简单——为了泄恨,为了报仇!为了痛痛快快的干一场!1930年的五一节由上海搭长江轮投入当时游击于湖北阳新大冶的红五军五纵队,这是我生平第二个划时代(第一个是1926年的由团转党)。

这一发展过程,离家,投军,进学,入党,最后到红军内,培养成为今天的习性:生活上的刻苦性,对物质享受的淡薄,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之“严以律己”,我没有大吃大喝未嫖过赌过,从人家手中送过来的可怜钱,消费在吃饭上了。同时,也养成了“求知欲”的习惯,以未曾受过系统的教育为一生的憾事!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史地知识。红大和抗大加在一起,时间才只十一个月!在党的督导之下,努力自修,短短的家庭教育,即是长长的党的教养了。而在另一面,这种长期的“被迫害的痛苦”生活和二十年军队生活,又养成了自己的弱点,如前给军部刘政委饶主任(注:即刘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信中我写的“自己是一个急躁、主观,涵养不够,修养不够,党性锻炼不够的党员,经验虽然有一点,理论实在差得可惊!”此亦即曾对你说过的所谓“老干部”的典型吧。假如硬要原谅的话,这或即是三十五年的生涯中,仍未失“赤子”之心吧?前天笑谈中之言,满面风霜,应该是象征着饱经忧患的啊,(写至此,炉火早熄,灯油将尽,深夜两点一刻了,你一定睡得很甜蜜,明天继续写吧)。(以上是17日——即你回研究班的那天——夜写的,由于过年事情堆起来,两天来开会看文件分干部弄得精神不能集中在写信上,而心里反愈为急躁,企图将信很快的送到你的手里,说不定你已在盼望着。19日午后4时半附注,此刻又到小庙里来了,继续给你写下去。)

我认为我没有染上旧社会的一切坏习气,我尚能保持住我的“纯真”。亦即是说,我仍不失为一个天真的人!我也相信,你决不以我的这些话为吹嘘,除去此次对你,别的任何人我都没提过。     

前夜在写信间,重新翻读了我题为“相印集”的你的来信,厚厚的一束,并将日期重新校正了。自然也免不了感触的!自头至尾烘托着“纯洁”,“豪爽”,“钟情”,“明快”。同时,也体贴到你的心情的矛盾痛苦之后的果决明断,终于促成了“9月24”。我不是一个神经麻木的人,而且也不是一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人,老实告诉你,我何尝没有几十次的想到×?不然,为什么在婚前婚后笔头口头总嘱咐着你向×写信向×谈话呢?想想,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干涉你们过去的爱呢?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又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来侵占你们的“过去”呢!?我不会而且也决不是那样一个闭塞的人!

那么,又为什么会有“八小时”问题的发生呢?一言以蔽之,那完完全全是由于“时间”,长长的时间,满腔心情无处排遣呀,急躁啊!加上,男女之间,我又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任何事情,比如打仗和男女之间,倘若没有经验,总要表现其不深沉的。打仗的经验你不如我,当然你不会有我深沉,想想你一次在宿南随卅一团行动的时候?男女之间的经验,我不如你,当然我也不会有你深沉,想想这一次的“笑话”,事过境迁,的确令人好笑!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是“不过如此”啊!你应该体会到这个没有经验条件下的不深沉啊!

所以对于×,特别是对于×,应当继续保持着友谊,而且也不应过于延长了写信的时间。也不应过于有所顾虑。我仍然象从前一样的督促着你。我打算用事实来证明我这个人的心迹好了。

所幸,通过了这个笑话,使我们相互间进一步的了解了。

陈军长回军部时,我给刘饶两同志的信中曾经提到我的毛病说:“对干部要求过高过多过急,然而又没能够都如意,于是不耐烦起来了,求全责备起来了,甚至更进一步的‘苛求’起来了。”刘政委前年劝导我说:“你是一个律己严而又要人家象你一样严的同志。”我承认这一点。三年以来,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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