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愿意你走，决定走之后而决心送你去，即是为了这个缘故，终于事与愿违。不过也好，话是会日久淡下去以至忘掉的，字则会淡了忘了之后重新翻出来读它，可以永久使记忆新鲜的，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和很结实的证见。

先抄一段《日出》中陈白露说的话。当方达生劝陈白露离开那个魔窟而陈拒绝了他以后，说出她曾经和一个人结过婚终于“离”了的缘故时说：“后来，新鲜的渐渐不新鲜了，两个人处久了，渐渐的就觉得平淡了，无聊了。但是都还忍着，不过有一天——他忽然说我是他的累赘，我也忍不住说他简直是讨厌!从那天以后我们渐渐就不打架了，不吵嘴了，他也不骂我，也不打我了。”方达生认为“那不是很好吗？”陈白露答：“不，不，你不懂。我告诉你结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两个人互相觉得是个累赘。懒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那一天天塌了，等死。于是我们先只见面拉长脸，皱眉头，不说话。最后他怎么想法子叫我头痛，我也怎么想法子叫他头痛。他要走一步，我不让他走，我要动一动，他也不许我动。两个人仿佛捆在一起扔到水里，向下沉，沉，沉……”

我想这是一般婚后男女们真真“最可怕的事情”!叫我顿时忆起某同志所说的               “新鲜”与陈白露的“新鲜”的对比，以及你所询问的“累赘”，这真是“可怕的事情”呵!然而，我立即以理智来分析了陈白露的经验之谈，他们为什么“厌烦”以至于终于“离”了呢？是因为陈不能随同着他去“追他的希望”，她堕落到魔窟中了!就是说他们没有“一致的思想，也就不会有一致的行动”，他们的爱缺乏也可以说根本没有“政治基础”，故其由平淡而厌烦以致于“离”，岂不活该？既无原则，必闹纠纷，所以思想上的一致，政治上的团结，才是共产党人恋爱的有力保证，然而还不能即以之而有恃无恐，因之相互理解(不仅是了解而已)共同进步便成为必需的了。“理解与进步”，即时时现出“新鲜”，新鲜便愈益情浓。进步在于双方不停止的力求学习，理解即在于双方采取“理性的认识”，而“史的探讨”则更有助于双方的理解。谁能说相互之间能够全部的一丝一毫的都了解呢？长期的生活过程之中，自不免于某些方面的不尽相投，不过问题在于这个理性的认识，亦即“事情”之来而用理智加以分析而已。

因此，我有这个义务帮助你的进步，你对我也同样。我更有这个义务帮助你更多的了解我的一切，以便你更好地理解我的一切。我应当坦白的暴露我的一切，而尽可能的做到不求掩盖。

我为什么离开故乡而投入军中？那是为了穷困。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背着被子离乡背井，脱离了父母亲邻，母亲塞给我十五块大洋钱，这已经是顶丰富的礼物了!从此后，我不曾再受过家中的接济，我清楚那是我父亲在为人家从事手工业(织绸子)以来的所谓积蓄!凭着祖父给我幼小时的一点“文化”，父母给我的教养下的聪明(他们都是正直无私的人)，我已经可以不依靠家而去自力更生了。所谓“自力更生”，其中不知受尽了多少不堪的苦头!由于自己的苦干，蒙一位族叔(即那位以办自治(注：乡村建设自治运动)闻名的彭锡田(注：即彭禹廷，彭雪枫同志的族叔。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第一师师长张之江的秘书长。在经济上曾一度给彭雪枫同志帮助。后解甲归田办乡村自治。)在西北军任书记官的职位使我得以进入军官子弟学校，每月从他的薪水里扣除三元五角钱来作为我的饭费，不久，他家里嫉妒起来了，三番五次的反对，于是连这三元五角钱也停止供给了，以一个年幼无告的人远离家乡一千余里的北京，怎么办呢？那一夜失眠了，我独自在被中饮泣，幸而有校长余心清(注：安徽省合肥人，爱国民主人士。彭雪枫在西北军官佐子弟学校学习时的校长。后任开封训政学院的院长。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政协编辑室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的垂青，让我在附属的小学校里一星期教七小时的国文(这种文化水平是我祖父教我的，他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修养的人)，一个月的报酬是十块钱，这同样使我失眠了一夜，那是为了兴奋!同学们都怜悯我，有钱而又相投的人接济我，比如以后的方中铎(注：是彭雪枫同志在育德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即是其中的一个。想想，我怎么能够忍心不苦读呢？一面放哨，一面偷偷读书是常事，追求知识如饥如渴，几乎见书必读，逢报必看，从那里算是扎下了今天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也引起了人们对我的尊重。不久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即当时的C.Y.),尤其在转党之后，更有计划的受着马列主义的训练，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凭着党的力量，我被人推为学生会的领袖，逐渐加强了自己的自尊心，由于军队生活(像西北军那样严格的纪律)又养成了自己性格上的严肃性，这一方面有其好的一面，另方面又成为以后的弱点了。在北京，曾做过青工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参加南郊暴动。同时，也看过不少的轻视的污辱的颜色!李大钊同志被捕，逃亡到天津，在那一家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继续接受着人家的怜悯!秘密党的工作，而又不能告人。这其间又过一个时期的卖文章日子，为了摆脱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曾投考过《大公报》的招收校对考试，然而因为人多和没有面子，落选了!党又派我到烟台刘珍年的廿一师做士兵运动，半年，终于戴上了“不稳分子”的帽子，总还算客气，给了五十元路费让滚蛋。遂又派往山东的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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