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而《吕氏春秋》被人称为“杂家”。但它庞而不杂，融汇儒、道、墨、法、兵、农、名等诸子各家学说，有取有合，兼容并包，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吕不韦的政治思想学说。

　　随着战国末年各学派逐渐统一的历史趋势的出现，吕不韦主张博采众长.“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即不拘一家取长补短，突破各学派排斥异说、定于一尊的做法、建立一种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吕氏春秋》承继了儒家“德政”和“重民”的思想，摒弃了儒家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谈；批判墨家的“非攻”，“救守”，却赞同墨家“尊师”，“节葬”的主张；吸收法家的“变法”、“耕战”、但反对法家一味地强调“严刑峻法”。由此看来，《吕氏春秋》对各家学派的取舍，是以如何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为标准的。虽然《吕氏春秋》融合百家有缝缀痕迹，前后矛盾，重复，但这种建立思想体系的方法却包含有科学、合理的因素，也给入以启示。

　　吕不韦在政治上主张结束分裂，谋求建立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吕氏春秋》认为战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乱世”.是由于“诈术并行，攻战不休”的分裂割据局面造成的。为此，提出“一则治，两则乱”的观点，把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同社会的治乱安危联系在一起。这样，《吕氏春秋》认为“乱莫大于无天子”，最要紧的是拥立“新天子”，重建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权，以结束分裂割据的状况。而为了政令的统一，吕不韦还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即所谓“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执一”就是中央集权制。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制，吕不韦认为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统一的封建等级制度，即“正名分”并把这当作是控制臣下的手段和方法。在施政方针上，吕不韦倾向于“德治”，辅以法治。他把行德、义放在首位，否定法家的单纯强调刑罚。这实际上就是软硬兼施，政治说教与暴力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方法。对法家所提倡的君主必须有“权势”，懂“君术”’他表示赞同，但《吕氏春秋》却说：“大圣无事而千官司尽能”，劝君主“清静无为”，不必事事躬亲，让臣子去竭诚尽力。这种看似矛盾，既强调君主集权，又力劝君主无为的虚君实臣的主张，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秦国政治生活的矛盾，两者的统一也说明，是吕不韦现实中的政治需要，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被秦王政宣布与一起宫廷政变有牵连，而下令免相，出居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第二年又下令把吕不韦流放蜀地。不久，吕不韦在流放途中“饮鸩(毒酒)而死”。

　　吕不韦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身商人而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代奇人，他两任相邦，积极推进统一全国的事业。“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与吕不韦的功业是有密切联系的、同时，为了给秦的统一事业作舆论准备，他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创立了新的统一学说，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增添了新的内容。虽然作为商人的吕不韦迈上政治舞台后，不免贪求利益和权势，但他对秦的统一事业是有突出贡献的，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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