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

　　一个朝代由衰落而重新兴盛，史称“中兴”。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好几个这样的中兴时期，诸如西周时的宣王中兴，南宋的高宗中兴，清末的同治中兴等等。虽说中兴，真正名符其实者为数并不多，“光武中兴”，可算是其中较有成效的一个。古人对这次中兴评价很高，东汉时张纯说：“（光武）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　（《龙川文集》卷5《酌古论一》）。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他“允冠百王”，“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读通鉴论》卷6）。

　　光武，指东汉第一个皇帝光武帝刘秀。他出身西汉皇室之后，但传到刘秀时已经破落了。青年时代曾参加农业生产，也亲自长途跋涉到外地贩卖过粮食。史书上说他“长于民间”，“兴于匹庶”，都说明他出身不高，因而年轻时能接触到一些民间疾苦。二十八岁那年，刘秀随哥哥刘縯一起参加了反对王莽暴政的斗争。残酷的战争把他锻炼成为一员有胆有识有智谋的战将。在著名的昆阳之战中，刘秀立下了重要功勋，使他在诸家起义军中拥有很高威望。但战争也给他带来许多不幸和磨难：在战乱中他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死于王莽军之手，另一个哥哥在起义军内部斗争中被害，刘秀自己也备尝艰辛。

　　公元24年，他在河北与王郎争战，被追军所迫，连夜南逃，到达饶阳县的无蒌亭时，又冷又饿，脸都冻裂了，部下冯异弄来点豆粥，他吃得很舒服，对人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使刘秀有机会进一步体会民生的艰难，这对他取得天下后制定和施行一种较为缓和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大乱后需大治
　　
　　刘秀登上皇帝宝座后，面临的是一副残破到极点的烂摊子。与刘秀同时代的冯衍有一段话描写当时的状况说：“祸拏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以致“匹夫僮妇，咸怀怨怒”（《后汉书•桓冯列传》）。一句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首先是阶级矛盾。由于王莽对外连年争战，加上刑法苛深，赋税沉重，致使各阶层人民都无法生活下去：农民在饥馑疾疫中大量丧生，被迫在官府劳动的工匠也大批饿死，以致长安城到处是死尸的臭气。（《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其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莽凭权诈取得帝位，这就与西汉旧有勋贵发生矛盾，因此大兴冤狱，仅公元10年底，一次就借故杀掉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数百人（《资治通鉴》卷37《汉纪》29）。王莽迫害知识分子尤为残酷，使得士大夫阶层与王莽政权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采取与王莽政权不合作态度，有的“去官归家”，有的“呕血托病，杜门自绝”，有的“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薮”（《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这就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

　　另外，由于王莽恣意侮辱少数民族，因而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连年争战不已。经济上，币制混乱，物价暴涨，人口流散，田畴荒芜，也是一团糟，据《后汉书•郡国五》：经过王莽一二十年的折腾，“海内人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
　　
　　　　　　　　　　　　　　　中兴有道

　　光武正是在如此的基础上使国家“中兴”的。为了变乱为治，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对农民采取缓和政策，切实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减轻他们的负担。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统治时代和农民起义的战乱中，也有很多人被掠卖为奴隶。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光武登极以后，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使许多原来沦为奴隶的农民提高了人格地位，也激发了他们对生产劳动的兴趣。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光武帝还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把田租从十取一之税，降低到“三十税一”，和西汉文景之治时代租率相等。同年，他还精兵简政，下令在各州县减员。光武后期轻易不谈战争，史书说在天下平定后，他“未尝复言军旅”。

　　光武帝还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后汉书•循吏传》说他：身不穿华丽之服，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还命令郡县不许贡献“异味”，认为这是“烦扰道上，疲费过所”的劳民伤财的事。他将贡献的名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兵，不盖豪华的宫室，不搞浪费人力财力的狩猎。他还给全国下诏“薄葬”。他死的时候，遗嘱要求象西汉文帝那样，葬礼“务从约省”，“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在光武的影响下，他的后妃和东汉初期一些大臣，也都很注意俭约。光武朝的首任御史中丞宣秉，政治地位很高，在殿上可以与皇帝并席而坐，但生活上他一点不特殊，“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被刘秀任命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有一个叫鲍恢的下属出差路过其家，正遇到他的妻子穿着布裙拉着柴，从田中归来，使他十分感叹（《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由这些人组织起一个较为廉明的政府，比较起来，对农民是有利的。

　　其次、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光武对士大夫采取笼络和重用的政策，他礼贤下士，对他们表示非常信任。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太源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接连三次聘请来朝，王良做了东汉的大官，周党虽不肯受禄，光武也不强求，还赐予他帛四十匹。光武的少年时同学严光，东汉建立后“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备“安车玄纁”，遣使聘请，也是“三反而后至”，光武和他同卧一床，睡觉时严光把脚压在了光武的腹上，后世传为美谈（《后汉书•逸民列传》）。光武这种尊重与信任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到当时士人的欢迎，许多原先宣布与王莽不合作的文人，纷纷来奔，为新政权效劳。
　光武和功臣们关系也很协调。他对他们从不猜疑，把大权交给他们掌握，放心地让他们镇守一方。光武最得力的助手冯异，建武初年被命令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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