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故事。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而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

　　“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实上，刘庆邦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红煤》是煤矿题材小说，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

　　刘庆邦写过一个小说叫《玉字》，王安忆曾在讲课时，引来作为“什么是小说”的一个例证。小说的故事是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了，后来就真的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于是我的小说构思开始了，我设计姑娘当时闻到了那两个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杀羊的，她没答应。她于是开始向杀羊的复仇，她起来吃饭了，说不想死了，并主动嫁给了那个男人，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仇，向两个凶手复仇。王安忆说，本来一个受气包，现在变成了复仇女神。”这就是生活通过逻辑力量，变成了小说。

　　刘庆邦“短篇王”的称呼并非白来，另外，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了电影《盲井》，也曾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为原著作者的刘庆邦却并不完全买账，他最不满意的，是电影的结局，“电影的结局毁了我的理想设计，我很看重那个高中生心底的纯洁，我跟导演交流过，但他也许不在乎我的意见。在小说里，那孩子其实找过一个小姐，但后来就没联系了，然而电影并非如此，电影中导演让小姐给孩子家中寄钱，会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线索，电影的逻辑不严谨。”

　　在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中，刘庆邦个人偏爱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响器》（发表于《人民文学》）。所谓“响器”，就是唢呐那一套家伙，故事讲一个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跟着人家想学唢呐，但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坚持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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