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采访了前来横店参加第三届浙江作家节的著名作家柳建伟。聊起文学，这位成就斐然的作家兴致很高，和我们长谈了两个多小时。
    今年4月，柳建伟凭借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对此，柳建伟说，虽然以前其他小说大奖都已得过，但得茅盾文学奖还是很兴奋，是个很大的激励。对今后的创作也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压力大了，作品轻易不好出手，但也是好事，压力就是一种动力。
    这是柳建伟第五次到浙江，他觉得浙江的发展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很希望能在浙江的某个小城蹲上一年半载，深入调查研究，像费孝通先生写作《江村经济》那样，能创作出对得起这个时代的好作品。
“《大明悲歌》会与众不同”
    目前，柳建伟的计划是尽快将《大明悲歌》修改定稿。这是部历史小说，八年前即有写作念头，2001年开始动笔，去年年底完成初稿，共约90万字。主要写明嘉靖末年到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约30年间的事。
    柳建伟此前的《北方城郭》、《突出重围》以及刚得奖的《英雄时代》都以表现当前社会现实、反映军旅生活为主题，接着却要转向历史小说写作，这多少让我们有些疑惑。柳建伟解释说：“写现实题材久了，要有更大的突破也难，主要想换换口味。虽然是第一次涉足历史小说，但我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比较细致地研究了这段历史，相信《大明悲歌》肯定会与众不同。”
    柳建伟说，曾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少年天子》、此次一起获奖的《张居正》以及二月河、唐浩明他们的作品，都以某一人物为中心，围绕中心人物展开叙述。他的小说则并无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写了皇帝、大臣、宦官等一大帮人，力图通过一个整体，比较完整丰满地表现出那个时代。“我写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钱穆的学问比钱钟书好”
    为写作《大明悲歌》，柳建伟很系统地看了许多历史著作。其中对柳建伟“史学观”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再就是钱穆先生的作品。当年阅读《光荣与梦想》的体验，他说可用“震撼”来形容，正是它那种扎实有力、瑰丽多姿的风格，奠定了柳建伟自己的“史学观”基础。
    柳建伟细读了内地已出版的所有钱穆作品，他觉得钱穆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学问家，学问比钱钟书还好。如果侧重钱穆的史学研究，也可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史学家。柳建伟说：“钱老先生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点出发，又独创性地创建了新史学的观念。作品非常大气，十分扎实，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通过他的梳理总结，能让中华儿女将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
“这是一个产生大作品的时代”
    现今比较多的作家钟情于历史写作，柳建伟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小说写作有很多好处：作家表达的自由度更高一些；可以借助前人的“拐棍”走路，让自己写得更好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很走俏；写历史，事实上也在反映现实。但他同时认为，其实当前现实社会并不是没有好题材，问题还是出在作家自己身上。对于文学创作，如今外在的限制已越来越少，可以说写什么都可以，关键是我们作家对现实本质的认识与把握还较欠缺，下的苦功也还不够，表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能够产生经典大作品的时代，关键就看我们作家的不懈努力了”。
    曹雪芹、鲁迅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是柳建伟最推崇的作家。他说，他们都对人类命运、生存状态有着大悲悯情怀，同时作品体现了最高意义上的美和善。这也是所有伟大作家的共同点。
    “为了达到这一终极写作目标，每位作家的手段当然各不相同。曹雪芹深刻地表现了美的毁灭，鲁迅冷峻地对国民性一一解剖，陀斯妥耶夫斯基长于描写内心的自我矛盾，巴尔扎克以金钱为观察社会的切入点，莎士比亚通过解剖‘权利和欲望’表现人性……”柳建伟逐一地点评着，目光炯炯，仿佛与这些大师早已心灵相通。□傅根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