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弓挂日烟尘侧――记梁红玉

梁红玉成为妓女，是一个异数，它证见中国家文化存在的缺陷；

梁红玉成为英雄，是情之光华，说明只要符合人群需要，天罗地网中还是有一线生机。

梁红玉祠在楚州新城内，祠联云：

青眼识英雄，寒素何嫌，忆当年北虏鸱张，桴鼓亲操，半壁河山延宋祚；

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看此日东风浩荡，崇祠重整，千秋令誉仰淮壖。

上联记述梁红玉生平事迹：

梁红玉(1102—1135)，史书称梁氏，其事迹则见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中国的所谓正史常常是由一些自以为是的文人写的。妓者梁某行迹，令懦弱儒生们自惭形秽，只好称梁氏而不名了。

明朝张四维写传奇《双烈记》：

“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

所谓“占籍教坊”，即就歌女职业。古代中国，家文化决定了女子身份的内化，而从事公共职业的女性常常归类于妓。当其时的“妓”与现代的“妓”不相同，与现代的女性公务员或歌唱演员也不相同，区别在于，现代中国文化中堆积于古代家文化上的种种垃圾已经大部分清理，于是浊者浊而清者清。

因为家文化的不断的强化，女性的公共职业逐渐为强化的家文化所排斥，“占籍教坊”的梁红玉也就被蔑称为“妓”。“妓”固然受到排斥，但是也成为冲破了封建礼教樊笼的一个群体，于是，无论是苏小小，是李师师，是梁红玉，还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的柳如是，都展露了中国女性的个性，她们敢爱、敢恨，有忠、有义。

陈寅恪先生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在展现中国女性的个性。对于一个周游列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所做的是在揭示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之一：人与人之间的爱。如果只是从中国家文化中窥视中国的贤妻良母，如果不能揭示笼罩于“妓”之蔑称之下的中国女性，中国的男“仕”们又怎么理解爱？难道真的只能象满清治下的官僚们玩玩相公吗？这个社会难道不也畸形的？当女子为妓，男子又怎么能不为奴？！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爱”文化的揭示，显然比巴金之类对女性解放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与吴虞之流对家文化盲目的攻击相比较则有天壤之别。

从“妓”者到战士的转化，梁红玉是阳刚女子的典型：

梁红玉为什么沦为妓？

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方腊啸聚山林，聚众数十万，陷州郡，败官军。梁红玉的父、祖与皆武将，在平定方腊之乱中贻误战机，获罪被杀，梁家中落，梁红玉沦落为京口营妓。

梁红玉的“青眼识英雄，寒素何嫌”：

方腊之乱，祸延六州五十二县，最后却被小校韩世忠所擒，梁红玉与韩世忠即在此役后相识。当其时军行京口，召营妓侑酒，梁红玉与诸妓入侍，席间与韩世忠通殷勤，生怜惜。梁红玉精通翰墨，又生有神力，能挽强弓，每发必中，并非娼家气息，与韩世忠是惺惺相惜了。

结识韩世忠，梁红玉以身相许，自赎为其妾，后原配白氏病故，梁红玉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梁红玉与韩世忠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于是夫荣妻贵，朝廷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和杨国夫人，并召韩世忠入卫京师以应对金乱。

“北虏鸱张”与梁红玉的“桴鼓亲操”：

建炎四年，韩世忠和金兀朮在黄天荡对歭。金兀朮拥兵十万，战舰无数，韩世忠只有八千疲兵，形势格禁。梁红玉献策韩世忠，韩世忠率领小队兵舰诱敌深入苇荡，进入大队宋兵的埋伏圈，梁红玉亲执桴鼓，三通鼓响，伏军万箭齐发，火光冲天，金兵崩溃。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