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址》从人的命运这一角度，对历史规律的巨大力量的揭示也是十分深刻的。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性都不能得以完全健全的发展与实现，在历史规律社会诸因素的巨大作用下，个人的命运显得十分渺小，充满着随机性、偶然性、被动性。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人而言，人生、青春、生命又是一次性无法重复无法延长的，这就注定了人生的悲剧性。作品写出了人性在历史面前的无奈，写出了历史的永久，生命的短暂，写出了历史与人性的抵牾，但这些都是建筑在对人性的复归与追寻的根基之上的，因之，使得这种对人性的复归与追寻更具有一种广阔感、纵深感，这正是《旧址》获得巨大成功之所在。
《旧址》出版之后，李锐开始了《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的写作。这个系列由多部中篇和长篇组成，都是以吕梁山为大的自然环境，以“文革”为大的人文环境，以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的生存方式、微妙关系为大的故事框架，由此而思考一系列问题，包括历史意识、人生价值、知识分子命运、农民深层心态等等，并且提示出农村变化中不变的因素、农村现实的贫困和农民心态的愚昧与沉睡状态，以及他们心理上的传统文化重荷。李锐认为，他的这个系列小说，不再是农村题材，也不是农民的小说，吕梁山出现在作品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一座山，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的象征物或者符号。
《行走的群山》发表出来的有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和《黑白》，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李锐对两个中篇不太满意，写完《无风之树》他才觉得是真正超越了自己。他说：“《无风之树》我写得很投入、很激动，除了作品本身渐渐的展示过程让我动情动心而外，真真切切地体验到对自己的超越是一种难言的启迪和鼓舞。”（《无风之树》代后记）《无风之树》的文化内涵的叙述方式，都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独具个性的，他所展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思考，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层次；他的叙述表达了丰富的和强烈的自我体验。在《万里无云》中，李锐的这种艺术追求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在本书的《代后记》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在《无风之树》中初尝了叙述就是一切的滋味之后，我又想在《万里无云》中走得更远，我试着想把文言文，诗词，书面语，品语，酒后的狂言，孩子的奇想，政治暴力的术语，农夫农妇的口头禅，和那些所有的古典的，现代的，已经流行过而成为绝响的，正在流行着而泛滥成灾的，甚至包括我曾经使用过的原来的小说，等等等等，全都纳入这股叙述就是一切的浊流。做得如何我不知道，我只是凭着直感做了全身心的投入，做了那忘情的一跳。”
2002年，李锐出版了反思历史的力作——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小说取材于晚清，以表现一批仁人志士投身革命活动的艰难曲折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起义相对应的民间生活原生态。正是这种复调式的情节设置，表现出了李锐强烈的重写历史的意识，将小说主旨直接指向历史内在的悲剧性本质，并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观念进行独到的消解。作品中李锐虽然没有着力塑造一些主要人物，更难觅所谓的历史英雄，但无论是暴动的革命党，造反的农民，守城的官兵，还是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在故事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以种种独特的理想和方式参与到历史之中，使你无法判断是谁更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李锐的真正用意在于：不仅讲出历史自身的非理性真相，而且揭示了理性的人类在某种虚幻的真理名义下所进行的种种非理性的抗争。
《银城故事》获得了国内众多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2002年全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2005年中国作协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顺利地入围最后的备选作品之列；而获得“2001—2003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则是众望所归，正如评委们给出的评语所说：“《银城故事》是一部风格独特、立意深远的长篇小说。真切的历史情怀，再加上精确的语言风格，叙述的却是骤然而至的战乱。志士们的救国豪情与民众的随遇而安之间的反差，令人深思。正是在这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作者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也实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李锐于2006年推出了继“吕梁山印象”、“行走的群山”之后的第三个系列小说——— 农具系列小说《太平风物》。这部书以古老的传统农具为主要意象，把数千年悠远的农耕文化与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