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锐的小说，常常有一种沉重感和苍凉感，十年前读《旧址》是这样，十年后读《银城故事》（《收获》2002年第1期，长江文艺出版社即将出单行本）也是这样。这部小说以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千古名诗《出塞》提领四章：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银城故事》也竭力追求像这首古诗一样的悲怆的格调和悠长的意境。
　　《银城故事》接续了《旧址》的足迹，它写了一个既是虚构的又是实在的银城，“虚构”是说它是小说作者想像的产物，“实在”是说它有着作者李锐故乡四川自贡的清晰的影子。《银城故事》与《旧址》一样也是写历史的，但它的时间跨度却很短，就定格在1910年秋天中秋节前后的几天：一场蓄谋已久的银城暴动失败了，三个年轻的银城同盟会骨干人物———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通通走上了不归路。这是一个沉重、苍凉的历史悲剧，跟《旧址》一样，作者也没有在小说中现身说法评说历史的是非，这依然需要通过读者的回味和思索去完成。
　　李锐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很赞成史铁生说的“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的说法，而他的“银城系列”就是这样的追问。我想，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把它理解成是对“人类精神困境”的追问也许更为确切，因为一般小说都不可能直接正面地表现人类的历史进程，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表现人类的精神进程，通过人类的精神进程，折射其历史进程。小说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刘三公、聂芹轩，哪一个不是陷入一种精神的困境中？
　　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注重表现的是他们的精神困境，而不以革命和反革命、暴动和反暴动来人为地划出“正”和“反”两个营垒，这样就避免了对人物可能产生的简单化、脸谱化的处理。李锐以他的凝炼的文字所描写的这些人物，尽管还不显得丰满（也许是作者过于吝惜他的笔墨了），但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深刻的。
　　李锐说，历史是他两部小说的隐含的主角，那么，在上述这些人物的背后，一个更大的人物当然就是历史了。尽管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直接出面对历史评头论足，但在这个沉重、苍凉的历史悲剧当中，我们还是感悟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深追问。正像作者在“题记”中所表露的，“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之后”，他就虚构了这段历史——在作者看来，也许这是更为真实的历史。在这个虚构的、作者认为也许是更为真实的历史中，隐含着深刻的寓意，那就是对于正统的历史文献的否定，对于那些所谓大写的历史的重新书写。是耶？非耶？自然尚待公论，而不能仅凭作者的一己之见。
　　对有些读者来说，读《银城故事》可能会觉得有点沉闷。李锐似乎不太看重当下一些读者追求快节奏、多快感、强刺激的阅读需求，在《银城故事》中，他是用一种比较平缓的叙述节奏，还夹杂着不少与暴动事件无关的凡俗生活、凡俗人物和山川风物、风土人情的描写，缺乏耐心的读者也许不能很快进入其中。李锐本人十分钟爱他的这些描写，认为“山崩地裂和琐碎平凡是我这部小说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不过，我倒觉得，对一部10多万字的小长篇来说，后一部分（或如李锐自己所说的“闲笔”）的描写的确是嫌多了。但李锐执著于对历史和人类精神困境的追问，对作品的蕴涵和意境的追求，对语言文字的精美、凝炼的打造，而不是被动地去屈就读者的阅读兴味，这在粗制滥造的消费性影视、音像、网络和文字读物如铺天盖地蜂拥而来的当今时代，在浮躁喧嚣的当今文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李锐也许有必要对自己的写作策略加以调整，李锐的作品也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