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识

   从19世纪50年代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而后兴办洋务,到1901年去世,李鸿章成为晚清重臣40余年。可以说,晚清的种种矛盾,如变革与守旧、中外关系、面对一次次列强侵略是战是和的艰难选择……全都集于李氏一身。在这千头万绪之中,他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化纲领,见识超出当时一般官僚。

有才干

   论文,是晚清科举制度下的成功者;论武,他创办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军事体系和军事格局。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人物,李鸿章的才干是不可否认的。

有胆量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追求近代化的运动,虽然它只是引进西方大机器生产,但遇到的阻力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如,在究竟要不要修铁路、造轮船、架电线、用大机器生产、办新式学校、学习数理化、派留学生等等方面,都遇到顽固派和社会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使洋务运动进行得很不顺利。但李鸿章敢于做事,敢于实践,成为洋务运动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另外两位为曾国藩、张之洞)。

在官场上缺原则

   身为朝廷重臣,李鸿章做官没有原则,有江湖义气,搞实用主义。像卖官鬻爵,为了给慈禧修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对外关系上缺硬骨头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太软弱,缺乏硬骨头,缺失民族的浩然之气,处处委曲求全。这一点与当时的强硬派张之洞等截然不同。

在个人品行上有缺陷

   “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的贪财人所共知。这是李鸿章个人品行上的缺陷,后人自然容易从人格上鄙视他。

   过去教科书对李鸿章有一般定论,但这几年又作出了重新评价。从历史学的角度,随着对史料的不断挖掘,会有对历史人物新的评判视角和理解,甚至引起重新评价,就是我们所讲的“为历史人物翻案”。“翻案”本身带有积极意义,不是坏事,但无论什么样的“翻案”,都应以事实为基本根据。

   李鸿章是晚清投降派外交的代表,这是无法否定的。我们不能因为李鸿章把《马关条约》的4亿两白银还价到2亿两,就认为他不是投降派。讲价还价这是任何一个外交家去谈判都要做的。正确评判像李鸿章这样有历史争议的人应该更为全面地引用历史资料,比如,和俄国人签署《伊犁条约》,李鸿章就曾劝谈判代表按俄国提出的条件全盘接受。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投降派的所作所为吗?虽然讲“弱国无外交”,但弱国也可以去争。所幸《伊犁条约》在最后签署时谈判代表没有听李鸿章的而是据理力争了。如果说可以这样为李鸿章翻案,我们认为大清国就没有投降派可言了,当时的革命者把清国当成投降政府来推翻的所有理由也都不存在了。

   学术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洋务运动、洋务重臣李鸿章等人的重新研究和评定,虽然仍有种种不同看法,但二十多年来这种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至今已觉不新鲜”。这次《走向共和》汲取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新的学术观点在二十年之后终于对学术圈外产生影响,可说是艰难的突破。

   但或许是这部电视剧的容量有限,在对洋务运动、李鸿章等洋务人物作了新诠释的同时,却又有“矫枉过正”之嫌。

   洋务运动是一场“官办”的办实业之路,因此有着天生的贪污腐败的缺欠。一些兴办洋务的人员在冲破重重阻力创办各种近代化企业时,也捞了不少私利,许多人就此成为中国的巨富,如盛宣怀。其实,如实地表现这些,更能使人感到历史的复杂与丰富。

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即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