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健

　　长征是一个值得沉溺其间并进行客观研究的历史性课题，也许最好的成果，还会在百年以后出现。应该说，《行吟长征路》这一诗集在意义上的转折性突破并不强烈，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积累和文化沉淀，我们可以说，这部重要作品是长征话题在当代的极有意韵的诗意转述，是对1997年以来的出现的“红色经典”现象的非常有意义的审美回应：
　　·“是的，世上难道还有比床
　　更亲密的谈话？
　　七八句来去，便是一门亲事：
　　彝山顿飘饭香
　　彝水吹响唢呐”——摘自《凉的山，暖的家》
　　·“我也很愿意说这个镇子是个女人
　　她的乳房常因胀痛而鼓成瓶形
　　她很希望整个人类
　　都能用上她的奶嘴
　　天下英雄皆以呼噜互相厮杀
　　饱嗝如雷”——摘自《过茅台镇》
　　很难想象作者会以如此日常化的意象来描述、转译长征题材内蕴的革命诗意。在传统的长征诗化传达中，以如此精确的日常、人性、世俗的细节来剥蚀遮蔽、型塑对象的，确实极为罕见。这里有一个理念的历史转型：重写红色经典已经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复归。
　　毋庸讳言，长征作为十分醒目红色经典资源，在曾经急功近利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型塑、整合而带来历史积累中，有着不可否认的“能指空洞化”负面效应。似乎一涉及革命、一提及党派，就逻辑地陷入了狭隘化的尴尬境地。于是，“在10多年时间里，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文化舞台上，惟有以负面形象出面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1期）
　　其实，在从前及今延到将来的所有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文学文本中，革命、长征、共产主义这样一些话语都是绕不过去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认真研究、推进、积累对红色经典的文学叙事，以重新发掘有益于当代经济建设思想资源与价值情感，方为一条可取的理性路径。实际上，这一本文已经涉及了一个敏感的话题：红色经典抒情诗的可能性空间。
　　应该指出，政治与诗歌密不可分，因为政治是事关价值分配程序的活动，诗歌作为“政治动物”人类心灵活动的语言分泌物，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审美记录，其政治性建立于个体人权保障的底线之上。因而，将诗歌与政治绝对分开的说法是幼稚的。正是基于此，杰姆逊才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1997年版，523页。）因此，不论是观照从前的红色经典，还是书写当下的都市经验，你都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宗教等非个人化的价值纠缠，这是一种宿命。由此我们说，关键不在于能不能政治言说，不在于能不能重写红色经典，而在于如何言说，而在于如何重写，在于视角、立场、态度、话语等是否具纯粹个性化、零度化。在这一方面，《行吟长征路》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有益的探索。
　　从革命的合法性到文化的合法性：视觉象喻的创设。传统的政治抒情诗创制是基于革命的合法性立场的写作，而没有将革命的合法性有效地转化成文化的合法性，致使传统的政治抒情不能很好地进展为文化和美学的文本。这种致命缺陷也顺便带来了政治抒情在当代的尴尬与吊诡。黄亚洲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这一尴尬，超越这一吊诡，然而他真诚的诗学努力正在将这一类写作修正到有效性的道路上来。他所采用的方法论就是人性化的视觉象喻景观创造。
　　总体上看，黄亚洲是一个象喻写作的技术主义者，他的诗歌总是充满了奇崛、朴素、酷似太湖石式的视觉景观，翻开他的《密密的小树林》、《无病呻吟》、《磕磕绊绊的经纬线》和《父亲，父亲》，触目所及的都是一些峭拔、新异的视觉意象：
　　·“花朵，太阳/悄悄选在这里/打一场无声的乒乓，/只推挡两个字：芬芳”——摘自《放蜂》
　　·“其实，现在他已经不需要广场上的独木/需要一座森林扎成扫帚/让天空洁净/需要所有的百姓/都像‘尧’的字形一样/昂首，走动起来/这样，全部的春天才会雨水般落下”——摘自《尧庙，那根木头》
　　·“草尖的云彩裁剪进去了/河底的星星裁剪进去了/天边最清凉的那一抹油画般的晨曦/以及成吨的花香/则一概浇入大理石廊柱，或者/倒进人工湖的波澜”——摘自《堪培拉》
　　这个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编剧，以《开天辟地》等影视文学的创作磨砺而成的视觉形象捕捉的能力，在书写长征的文本中得到了超常的保存、延续甚至发扬：
　　·“雪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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