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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抒情到“红色经典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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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倾向，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李白
不是谢灵运，不是杜牧
而是一个领袖，一个
一九二0年夏天就把《共产党宣言》
当作诗篇来读的人
如果这时候，他又踏着西风
登上高高的山顶，那么
中国的山河
必定狂风大作”——摘自《六盘山》
《六盘山》一诗典型地以理性的态度创造毛泽东的诗人兼政治家形象。所谓理性态度即法治社会的理性态度，即以个人自由为保障前提的法制、公理、道德等思想资源，来客观判析历史、评价人物。这首诗既非绝对歌颂，也难说是语涉反讽，其事象叙述背后隐含的美感与辛辣，不仅指向个人仰止，而且有涉体制反思。试想，一个浪漫诗人对国家的治理会出现什么情况，尤其是在法治缺位、制衡虚设的语境之中？联系黄亚洲在诗集《磕磕绊绊经纬线》中一首写韶山的诗，脉理就更为清晰了：
“门对一池荷花
若是池子里每叶莲座
都坐上一个小菩萨
这里就是佛国
文七妹是信佛的
她希望儿子长大了也有求经之志
儿子后来长大了
也果然向西方求经了
求回的经是错版的
世上经文从来都不会统一
但是念起来
同样抑扬顿挫
她没有看见儿子取回的经文里头
镰刀和锤子
也迭如莲花之状
非常饱满
文七妹于一九一九年仙逝
儿子在第二年成为异教徒
她没有看见
她合上眼睛的时候
千株荷花依旧开放着
满池摇香
儿子走到她床前的一刹那
她只知道
她的佛走近她了
下巴上
那粒佛痣
是所有的镰刀都割不去的
文七妹非常放心
含笑而去
脚步之轻
犹如门前荷香”
这首《韶山故居》从毛的母亲视角、以佛学为背景，极其人性化地凸现了一个个人、私域的领袖形象，沈泽宜教授写下这样的评语，“在‘佛国’与‘错版’经文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内蕴的张力令人惊讶”，“既诗意地写出了文七妹临终之志，又包含着对以往恩怨的理解与宽容，双重地折射了诗作者的诗人之意、仁人之心。”（沈泽宜《世纪最初的声音》《浙江文坛2001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4页）诚如斯评，对被传统政治抒情神化、圣化了的人、事、物的辩证思拷、零度剖视，乃是当代红色经典召回读者、赢得尊严的惟一的路径依赖。
黄亚洲一直以影视文学著名于世，他的叙事性文学磨炼，使他特别擅长于事象的精确、传神创制，这种洞穿到人们理解事物的方式中去的精神品质，是其红色经典创制的策略之一，注重日常事象的超越、穿透，从而让感性获得智性的尊严，让智性焕发感性的魔力。
“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福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话语都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对读者来说，话语在具体语境下被表述出来意味着什么，由谁来表述，话语深层制导力量是什么？这才是考究的根本与关键。进入现代以来，诗歌的功能日益朝着“开拓人的意识面”、“改善人的感受性”、“教会人类用新的语言来感觉”方向拓展（艾略特语），抒情的政治性、伦理性、道德性、民族性，作为一种话语的“踪迹”，必然地残存在诗歌的表述中，谁也无法抹去。对这些隐微居幽的踪迹的价值，也许就更值得研究与考量。
当前，由于重铸红色经典面临着极其复杂的语境，因而这一现象纠集着种种异质性的利益诉求。除了国家层面的整合社会的主导目的以外，温和理性的个人承担、中性评判、话语积累，也是一种内在驱力。另外，传统政治抒情中的平等观念、公正追求、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对急剧分化的社会下层具有相当强烈的感召力。因此，必须以历史的理性方法、法治社会的标尺，来审美自足地进入重写与再造活动。诗，首先是私域的、语言的，是极端个人化的，属于不可替代的心灵独创。然而，诗又必须是可通约的，公共的，“没有交流，沟通，日渐式微的诗歌就会更加窒息”。（钟鸣《秋天的戏剧》，孙文波等编《语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黄亚洲通过《行吟长征路》，以其成熟的心智与自足的实践告诫我们：面对双刃剑，诗人须清醒。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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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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