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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关于10月6日这一天的行动经过，汪东兴后来于1984年6月15日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作了详细的叙述:下午八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这次行动从八点开始，到九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都解决得很顺利。当时都是先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了罪，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当时，围绕毛泽东临终遗嘱问题，叶剑英、华国锋与江青集团展开了一场惊险激烈的斗争，“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也成为江青集团垮台的导火线之一。江青集团说毛主席说过“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说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9月16日江青集团率先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用黑体字正式推出所谓毛泽东的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把对毛泽东的“既定方针”的最后解释权全部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叶剑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马上在“按既定方针办”六个黑体字下划上红线，专门送给华国锋，华国锋没有反应。
毛泽东对华国锋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主席1976年4月30日晚上在他那间著名的堆满古线装书的书房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谈结束后，他把陪同会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了某几个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不容乐观，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了几句话，华国锋表示自己没听清楚。于是，毛主席用颤抖之手在纸条上写了三条，它们是:1、“慢慢来，不要招（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本来华国锋“资本”单薄，有了这三句话就像吃了定心丸。
到底是按什么方针办？在叶剑英第一次提醒华国锋，而华国锋毫无反应的第二天，即9月17日，江青集团在北京大小报刊全面铺展开渲染“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特别是在江青集团的政治基地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用通栏标题“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面还有四个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表明江青集团的攻击目标已是瞄得很准。箭在弦上，迫在眉睫。华国锋也感到江青集团因运用诠释毛泽东讲话专有权而释放出的政治打击力太厉害了:毛主席明明对自己讲的是“按过去方针办”，怎么突然变成了对他们说的“按既定方针办”了？照理讲，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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