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居出来，叶剑英执意又去了韶山管理局借用韶山文化馆（现毛泽东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陈列室。为了看清照片的图文，叶剑英取下眼镜，躬着腰，一字一句地读着，看得仔细认真，华国锋恭敬地站在他后面。看完图片，叶剑英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六亿同胞呼万寿，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朔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六亿同胞”最初写的是“五亿同胞”，可能感觉与五大洲的“五”重复了，便改“五”为“六”。华国锋读了这首七绝后满口叫好。叶剑英谦虚地直摇头。华国锋仍忍不住说:“我不懂诗，只觉得这首诗好就好在‘韶山风物耐人思’的‘耐’字上，一个‘耐’字，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说对了吗？”叶剑英握握华国锋的手，哈哈地笑了起来。毛继生和乡亲们也都跟着笑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酷的迫害不同，华国锋依旧在平稳地前进着。华国锋负责修一条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的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到北京，因而得到红卫兵的信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讯息异常灵通，当四十七军负责人和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1968年以后，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由于毛泽东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提及了华国锋，更使得华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而此时的叶剑英，却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及与林彪、江青等恶势力进行不懈斗争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尽管在中共九大上叶剑英经毛泽东的提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依旧被视为“老右”而靠边站。1969年10月，叶剑英被“战备疏散”到湖南长沙，并辗转湘潭、岳阳等地，受尽冷遇，饱受“流放”之苦。1970年初春的一天，华国锋决定让叶剑英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未讲什么理由，只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就搬。就在临走前，叶帅突然得知被下放到天津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臂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转往大医院抢救，后来决定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作手术治疗。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心急如焚。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救治情况。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他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叶剑英知道，把他紧急从长沙赶往湘潭，是因为毛泽东要来长沙住蓉园，他很伤心地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即使“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也时常见面，而且临来之前，周恩来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也向他打过招呼。据对这次搬家知道底细的赵福和回忆说:“一天，华国锋突然告诉我，毛主席要来，要住九所六号。所以，要叶帅从长沙蓉园搬到湘潭宾馆去住。让我给叶帅说，叫他搬家，又不让说为什么要搬。而且要求很急，上午九点钟告诉我的，十二点就要离开长沙，中午赶到湘潭吃午饭。实际上，叶帅住的地方（蓉园一号）离九所还有一里多路，对毛主席根本没有影响。最后，还是马上搬了。实际上，毛主席到晚上七点才到长沙。”到了湘潭，并没有住什么高级的“湘潭宾馆”，而是军队的一个招待所，连个电话也没有。可见，与1963年首次接触叶剑英时的热情谦逊态度相比，华国锋的态度是变了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格局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开始发生变化，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由合作打倒“刘邓走资派”转变为激烈的权力争夺。由于陈伯达抢先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并警告了林彪。会后，叶剑英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负责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叶剑英终于结束了300多天的“流放”生涯。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华国锋也从长沙调来北京。华国锋当时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体察毛泽东的意图，时常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他淳朴、热情、细致、踏实的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最高领袖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泽东因此把他从长沙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类似副总理）。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叶剑英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但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亲自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老人家在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中隐含着他对“后事”的某种担忧。

二

险象环生的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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