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华国锋非常感慨。据朱良回忆，华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要随同访问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

　　包容和宽厚的主持者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高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和多面的。这里不多作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参见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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