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43～44、50页；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46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第14页。）据一些材料称，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参见白相国、张植臣、丁铁石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时的发言（1980年11月9日、5日），《中央国家机关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的简报》总256、214号。）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参见金凤：《血写的嘱托》，金凤、丁东编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246页；《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7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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