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按常理,华国锋“升官”,一步登天,叶剑英被停止工作,“靠边站”,两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很快,仅仅半年多,两人却越走越近,并最终紧密联合起来,合作导演并领衔主演了中国当代史上一幕最为传奇的旋乾转坤的惊险活剧。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人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是一半拥护一半不满:对叶剑英的被“挂职”,他们弹冠相庆;对华国锋的任职,他们心中却极为不满。江青集团本来期盼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1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而落空,气得他将讲稿扔进抽屉。周恩来病逝后,江青集团控制的上海曾出现“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张春桥做贼心虚,立即下令掩盖。还传出一个笑话,说有人悄悄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最前面,变成“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在一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写下《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党内有两种反对江青集团的势力: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华国锋,因此张春桥一箭双雕地诅咒华国锋也诅咒邓小平。显然,他们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要地位而耿耿于怀。江青集团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
此时,叶剑英、邓小平等“靠边站”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脑后,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叶剑英对自己的“生病挂职”早有思想准备。他想到,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毕竟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没有让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叶剑英知道,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也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不蠢”。叶剑英觉得,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对这样一个“接班人”,叶剑英自然会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
华国锋初接代总理之位,非常谦虚,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肯定。
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分批传达该运动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一方面点名批评邓小平,运动的名称也因此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说“批是要批,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江青集团想利用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致邓小平于死地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泽东在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江青等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两个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江青集团没有成为文件的正面主角。
随着局势的演变,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慢慢开始出现了。进入夏天,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有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不顾事实地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为了制止这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终于走到一起,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
三
关于粉碎江青集团这场斗争,邓小平认为“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党的决议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都有各自的回忆,坊间也有各种纪实文学和学术论著作记载。而叶剑英则不失诗人本色地说了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笔者在这里选用当事人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回忆,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鉴别,同时根据所能读到的史料重构一个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细节,以为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提供一个例证。
华国锋回忆: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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