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认为“后稷本是周民族的耕稼之神，拉做他们的始祖，而未必真是创始耕稼的古王，也未必真是周民族的始祖”[5]。说后稷是周族的耕稼之神是对的，但说周族把耕稼之神拉作自己的始祖，则恐未妥。因为正如以上所说，古代人神可以不分，周弃极大地推动了周族耕稼的发展，所以从人（古王）变成神，二者并不矛盾。当然这个人或古王不能理解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些世代相承的耕稼领导者，经揉合和神化以后，浓缩成的一个神或人。
最后，如把后稷与神农作一个对比，倒是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后稷是中国文献中西周族的第一位农神，在古文献把出现较早，在《诗经·周颂》中即有记述。《史记·周本纪》称：“后稷兴于陶唐虞夏之间”。《尚书·尧典》更称：“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稷和禹都同官于舜。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孟子（约前372～289年）最先提到 “后稷教民稼穑”（《孟子·滕文公上》），）。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至西汉《淮南子·脩务训》才明确提到“神农乃始教既播种五谷”。以后王充《论衡·商虫篇》才提到“神农教民稼穑”。按说后稷应是中国第一位较早的农神，但神农却是后来居上，成了全国性的最早农神，留传至今，而且远播国外。早期国内外的一般文献中，凡是提及中国文化之悠久，说有五千年农耕历史的，必举神农为证。神农经过不同时期的系统化，并和炎帝甚至蚩尤、祝融相合，后稷则一直靠边站了。这一现象应怎样解释呢？钟宗宪指出，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厉山氏（或烈山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炎帝是传说中的太阳神，通过烈山氏，在汉以后遂把炎帝和神农合而为一。[6]徐旭生指出，春秋时代的传说里并没有见到神农，虽然有炎帝，却与播种百谷无关，另外却传出一个烈山氏来。[7]上引《国语·鲁语》的文字是明确指出周弃与把烈山氏作为周弃的承继关系先祖的，战国时的人则把烈山氏与后稷割断，却同炎帝接上关系，又因炎帝即神农氏而把炎帝、神农、烈山氏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比黄帝更早的古皇帝。上引“烈山氏→柱→周弃”世代为稷（农神）的传说从而被抛在一边，神农一旦树立，后稷就瞠乎其后了。
这样一来，如按战国后的文献综述，是神农较后稷为早，如按先秦文献，则后稷出现较神农为早；如按两位农神所教导的农业内容来看，后稷较简单，只限于旱地的黍粟，神农则全面，除却五谷，还兼及制陶、医药、茶、音乐等，显然应当是越简单的时代越早。又，更重要的是，如从考古的角度看，凡是传说的内容可以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当然可信度高，不能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可信度低。周族先祖后稷的发源地在西北今陕甘一带，其母族以羊为图腾，其始祖（始妣）为姜嫄。姜嫄生子后稷被弃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分析已如上述。考古发掘，在西北地区都有大量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黍粟的遗存实物，光是陕西即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华县元君庙等遗址，出土了粟遗存，临潼姜寨出土了黍的遗存。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详见本书第四章）。远古中国在广阔的地域內活动着众多的族群，原来应该相应地存在多种不同的农神和农业起源传说，但在长期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失载了。但其中的某些片断仍然会在民间流传。神农氏就是后人把各种传说和片断揉合在一起，逐步系统化和整齐化，塑造成为华夏-汉族创始农耕和相关一系列发明的统一的农神。有关神农发明农业的传说太完整了，覆盖了南北，覆盖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反证了它是经过历代人的不断添加、创作而成的。正因为神农氏太完整，它无法落实到那一个具体的地区，只能视为中国原始农业发生和发展时代的一种拟人化。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近二十年来发掘了大量新石器遗址，年代都不亚于北方，为什么没有如姜嫄周弃那样的一脉相传的传说呢？原因很复杂，中国的原始文字主生于北方，当甲骨文演变为金文时，南方还没有推及，南方原有的楚和吴越文字则因融合而消失了。文字的消失意味着一系列传说的消失，而口头的传说又因民族不断融合而变样。神农氏传说的内容如此多样化，而且内容亦属合理，是其较迟产生的原因。交通不便的西南僻远处，反而保留了不少有意义的神话，如盘瓠的故事即是其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