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晚上，李明独自呆在家里，先看了一会儿电视，又拿起一本武侠小说翻了几页，发觉都不能解除他内心的烦躁不安，便索性锁了房门，去了楼下的赵奇家里。赵奇夫妻十分地好客，家里常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聊天、打牌什么的。李明只去过一两次，他的妻子是个喜欢把丈夫留在家里的人，他不想惹妻子不高兴。 
　　赵奇家里果然已坐了几位朋友，有李明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有赵奇夫妻在其间的周旋，使李明也并没有陌生感。他接过赵奇妻子递来的一杯茶慢慢地品着，心里觉得比在家里轻松了许多。 
　　李明来之前一位朋友正在讲着什么，待李明坐下来后，那朋友就继续讲起来。李明曾见过他一面，只知他在一家报社工作，上上下下的事情知道得很多，现在他像是正在讲哪位市领导的风流韵事。李明没从头儿听，就不大听得下去，小声同坐在身边的赵奇的妻子说着什么。赵奇的妻子姓马，大家都叫她小马，李明比她小一岁，也随了叫她小马小马的。小马很是活泼、健谈，跟什么人都可以像朋友一样地亲热起来，李明知道，跟什么人都亲热就跟什么人都不亲热了，眼下他虽与她头挨了头肩并了肩的，心里却是有距离的，但这距离并不让他沮丧，反而有一种愉悦感。　　小马那边坐的是一个面色黑黑的男人，小马称他老夏，说他跟赵奇是中学同学，住的宿舍离这里不远。李明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李明注意到，他跟小马说话的时候老夏总在看他们。小马像是没感觉，只顾跟李明在这边窃窃私语，有一刻李明开玩笑地提醒她说，老夏忌妒我们呢。小马看也不看老夏地说，别理他，他就那德性。李明便有些明白，老夏的看小马其实是晓得的。 
　　这时，那段风流韵事已经讲完了，大家便把目光都转向了老夏，说该你了老夏，这回你可不能逃脱了。小马贴了李明的耳边说，这是我的主意，一人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能让大家轻松就行。我不喜欢打牌，一打牌我就成了局外人，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 
　　老夏看看大家，又看看小马，说，小马知道，我最不会讲故事了，轻松的故事更讲不来。 
　　老夏人长得粗悍，说出话来却如喃喃自语，没有一点力量。 
　　小马不留情面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大家都讲了你也要讲，长的讲不来短的还不行吗？轻松的讲不来沉……不行，还不能讲沉重的，不能破坏了规则。反正你好歹是要讲一个的，上回就让你赖掉了，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赖了。 
　　大家便都笑了看老夏，小马的不留情面让他们感到了开心。 
　　这时老夏显得为难极了，两手紧紧地绞在一起，仿佛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手上了。他说，我真的想不出讲什么…… 
　　大家却愈发地起哄，纷纷要他“讲一个”、“讲一个”的。 
　　老夏看小马没了指望，就又去看赵奇。赵奇却正忙着往暖瓶里倒开水，热气和水声缭绕着他，他显然没注意到老夏这边的事情。 
　　老夏有些绝望似的松开了两手，然后看了大家说，好吧，那我就讲一个。 
　　李明见老夏这时将目光转向了窗外，望得很远很远的样子。李明也随了他向外望，外面黑黑的，什么也没能望到。 

　　老夏说，这是解放前的一件事情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因为逃婚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有一次她的上级交给她一项光荣而又刺激的任务，要她去枪毙一个叫老年子的汉奸。对这任务她当然义不容辞，但临行前不知为什么她还是感到了胆怯，她问她的上级，这老年子是干什么的，家里都有什么人？那上级没有回答她，只说，去执行你的任务就是了。这使她很有些惭愧，明知不该问偏偏还要问，她胆怯的是什么呢？按照事先打探好的消息，她由认识老年子的一位老乡带路，等在老年子必经的一条小路上。等啊等啊，小路的人过了一个又一个，每过一个她感觉像是老年子的人，她都握紧手枪准备着那时刻的到来。可是老乡总是摇头，使她简直要怀疑那老乡的眼光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老乡终于对一个愈走愈近的人点了头。她隐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朝那人看去，看着看着不由地就傻了，这个叫老年子的人，原来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娃娃啊！她问身边的老乡，你没有搞错吧？老乡说，没错，他就是老年子，这村里再没有叫老年子的了。她问，他做过什么坏事？老乡摇摇头说，那就不晓得了，我跟他也不大熟。这时她就听见那年轻人哼起一首什么曲子，然后随了那曲子忽然腾空一跃，两只手臂仿佛大鸟的翅膀伸展开来，翻了一个漂亮的跟斗。跟斗翻过去，就到了他们的正前方了。老乡看看她，意思是到时候了，再不打可就错过去了。她却迟迟地不能勾动那扳机，她想起她的一个表弟，也是这样的年龄，也是这种活泼泼的样子，动不动还要在她的姑妈面前撒一撒娇呢。她想，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汉奸呢？年轻人继续走着，再往前走，一座麦秸垛就要挡住她的视线了。老乡忍不住捅了捅她，几乎在这同时，她的枪声也响了，就见那年轻人再次张开手臂，在原地转了几个身，最后仰面躺在了地上。 
　　老夏讲到这里，看看大家，停了下来，仿佛讲完了的样子。 
　　小马忍不住问，后来呢？那年轻人是不是汉奸呢？ 
　　老夏笑一笑，说，后来就没趣了，不合你的规则，就不讲了吧。 
　　小马说，不行，不合规则说不合规则，故事总得讲完。 
　　大家也说，对对，两码事两码事，讲完讲完。 
　　有人还说，老夏不讲是不讲，一讲挺有玩意儿的嘛。 
　　赵奇就说，老夏是谁，他比我还小一岁，没有点玩意儿，人家干嘛叫我小赵，叫他老夏呢？ 
　　大家便笑起来，老夏的故事只好又接了下去。 
　　老夏说，那个女孩子自从执行了那次任务后就离开了革命队伍，因为过后她才听说,那个年轻人果然不是汉奸，一是下边误报军情，二是上边要汇报除奸的数目，那任务就执行得草率了些。可是，下边上边谁都不会体味到这事情给女孩子带来的的伤痛，那以后她自愿选择了无生无息的农村妇女的生活，直到她前些日子默默地死去。当然她希望的是无声无息，农村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却也没有放过她，有时把她当成革命的叛徒，有时又把她当成屠杀阶级兄弟的凶手，这两个罪名轮番折磨着她的身心，但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辩白过。她还真的像赎罪一样帮助比她困难的农民，特别对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她多少年如一日地为他们缝缝补补，把多余的钱物送给他们，还为他们张罗亲事。她的事情对她的孩子们一直都是个谜，孩子们不相信他们含辛茹苦的母亲会是那种丑恶的人，可每每问起她，她都让他们失望地回答：我罪有应得。直到她死前，她才向她的孩子们讲了这事情的全部经过。她的孩子们震惊着，也为他们的母亲不平着，他们说，你是多么傻呀，有罪的应该是你的上级，你是在执行他的命令呀。再说就算你错了，也犯不着一辈子折磨自个儿呀，天下有多少犯大错的人，他们哪个不是挺胸抬头活得无忧无悔、人五人六的，哪个像你这么傻呀。她却说，这辈子，除了那件事，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一切。 
　　老夏像是有意将后面的故事讲得简单了许多，他深深地吁了口气，说，对不起，我说过我讲不来轻松的，至少这些天讲不来，这些天脑子里全是这事情，要讲就只有讲它了。 
　　大家显得比方才安静了许多，他们看着老夏，想对老夏的故事开几句玩笑，使气氛重新活跃起来，但谁也没想出合适的话来。 
　　这时，小马忽然问道，那个女孩子你认识么？ 
　　老夏停顿了一会儿，还是答道，她是我的母亲。 
　　老夏这一说，大家就更安静了，连小马一时都无话可说了。 
　　老夏看看大家，有些知趣地站起身来，说，我本是想来轻松的，没想到倒给大家带来了沉重。 
　　老夏向外走着，李明不由地也站起来随了老夏向外走。小马说，李明你坐你的，我来送老夏。李明这才意识到自己已随老夏走到了门口，就说，你送我送不一样?都是这楼里的，我也该回去了。 
　　小马显然没想到李明的走，说，李明你还没讲故事呢？ 
　　李明向小马拱拱手说，抱歉，下回再补吧，这回我也是一样没的可讲。 
　　小马和赵奇站在门口，目送李明和老夏一个往楼上走，一个往楼下走。楼里的灯坏了，转瞬间两个人就淹没在黑影里不见了。 
　　 
　　李明回到家里，一直被老夏的故事缠绕着，他跟老夏素不相识，话都没说一句就离开了，却没想到，跟老夏的故事倒相识在一起了！他不由地对老夏有些恨怨，心想，这个老夏，仿佛早晓得他的心思似的。 
　　他打开电视，见是广告，就换了个频道；又是广告，就又换；换到第六个，他心想若还是广告就看下去。出现的却是新闻，且是地方台的新闻，上面的面孔一个比一个陌生，他一阵火起，伸手就按了遥控器的开关，使那电视重又恢复了沉寂。 
　　这时，李明忽然听到门铃的响声。 
　　李明将门打开，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女子站在门外。 
　　李明问，你找谁？ 
　　那女子笑笑说，我就住在楼上，想找您借样东西。 
　　李明只好请她进来，问她借什么东西，又说怎么从没见过她。 
　　那女子说，我住在我姐家，我姐出差了，要我替她看家。 
　　李明便想起另一个女子，瘦瘦的，高高的，每日独来独往的，从没见她跟人说过话。李明发现这妹妹比姐姐长得喜兴了许多，一笑两只眼睛就眯起来，仅剩的一丝缝里闪出的亮光很是动人。 
　　她要借的是一把钳子，李明找出来递给她。她看看李明，说，谢谢，呆会儿用完了就还你。 
　　李明看着她轻盈地走上楼梯，便关上了房门。 
　　李明重又打开电视机，已不再是广告，却也不好看，是台湾的一部言情电视剧。李明心不在焉地看着，老夏的故事仍在脑子里不断地闪现着，那借东西的女子很快就被他忘记了。 
　　大约只过了十分钟，门铃又一次响起来。李明打开门，见又是那女子，手里拿着钳子，熟人一般地冲他笑着。 
　　李明接过钳子，见她没走的意思，就问，还有事吗？ 
　　她说，不好意思，我还想借改锥用一用。 
　　李明转身为她去找改锥，她就随李明也进了屋。 
　　李明在里间听到站在外间的她说，你家比我姐家宽敞多了。 
　　李明走出来把改锥交给她，问她做什么，要不要他帮忙？她连连摇头说，不用不用，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好，用完了就还你。 
　　李明再一次将她送出门外，发现她的两条腿很长，一步就迈过去两节楼梯。李明关上房门想，看她那样子，不像是喜欢借东西的人。 
　　又过了十分钟的样子，门铃又响了，李明猜又是那女子，懊悔刚才没告诉她别着急送还，明天送还也不晚。 
　　果然又是她笑吟吟地站在门前。 
　　李明接了改锥本想关门，不知为什么开玩笑地问道，还要借什么东西？ 
　　她却反问道，我要还借呢？ 
　　李明迟疑了一下，说，我只有借给你。 
　　她接口说，心里其实是不想借的。 
　　李明说，不是不想借，是懒得一次次地开门。 
　　她笑了说，其实，这些东西我姐家都有。 
　　李明惊异地望着她。 
　　她说，可以进去说话吗？ 
　　李明点点头，引她第三次走进了他的房间。 
　　她坐下来，自我介绍说，我叫董文丽，我姐叫董文娟，我姐叫什么你还不知道吧？ 
　　李明摇摇头，不说什么，只等待着她的解释似的。 
　　她说，我不想一个人呆在我姐的房间，想出来找人聊天，但又不知找的人是否可靠，只好就借东西。我想要是借三回还有耐心借给我的人，肯定是可靠的。 
　　李明便笑起来，说，其实，第二次见到你我就有些不耐烦了。 
　　她说，我觉出来了，不过我觉出你的不耐烦不是对我，是一种心不在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李明一边有些惊奇，一边又觉得她是在卖弄聪明，就说，那你说说看，我有什么心事？ 
　　她看看墙上的照片说，什么心事我就说不准了，也许跟你妻子、女儿有关，她们不在家，你在想念她们？ 
　　李明摇摇头说，不对，是我有意把她们气走的。 
　　她说，这就更对了，你气走了她们，你又懊悔，所以你才想念她们。 
　　李明仍摇着头，说，不对不对，是另一件事，因为另一件事才有把她们气走的事的。 
　　她望了他一会儿，说，能跟我说说么？ 
　　李明避开她的眼睛，拿起暖瓶倒了杯水递给她。他奇怪自己竟真的跟一个陌生人“聊”起来了。 
　　她说，我姐姐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因为我总能让她高兴起来。 
　　见李明不说话，她问，你不相信？ 
　　李明说，我没有不相信，我是在想，能愿意跟你说出心事就算不易，能让说出心事的人高兴起来就更不易了。 
　　她说，不过，她高兴是高兴，但从没按我说的去做过。就好比她为一个人的死一辈子不嫁人的事，我能让她明白那个人的死不是她的过错，但不能说服她不再独身。 
　　李明心里就不由地一震，说，你是说，那个人的死跟你姐姐有关？ 
　　她说，不是跟我姐有关，是我姐认为跟她有关。那个人原来爱我姐，被我姐拒绝了，时间不长那个人就出车祸死了。我姐认定人家是为她而死，就要以不嫁人偿还她的“罪孽”。我对她说，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你怎么就认定是为你而死？他兴许是酒后驾车呢，他也兴许是想另外一个女人呢，或者压根不是他主观的原因，压根就是该他倒霉，对面来个车违章撞了他。但我姐坚持说如果不是她拒绝了他，他也许就出不了车祸。为这事我还去作了调查，结果是因为夜间行车闯红灯，跟从右方向开来的一辆卡车相撞而死。我说，怎么样，他闯红灯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姐却说，你怎么不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闯红灯？我说，你不要自作多情好不好，闯红灯是一刹那一瞬间的事，没有想好为什么才去闯红灯的。我又说，有些事是不能只靠因果关系来解释的，也许他是命该如此，谁能左右得了命运呢？没想到我姐说，你说得对，他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上帝是要以他的死来惩罚我呢。我说，惩罚你什么呢？她说，惩罚我的拒绝。我说，你拒绝有什么错呢？她说，他爱有什么错呢，可是上帝惩罚了他。她说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不晓得的因果关系左右着我们，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懂得为自己找点快乐？她就说，你这个人，面对一个人的死，怎么还能乐得起来？我说，我怎么乐不起来，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跟你又有什么关系？这么沉重的十字架你值得背么？她说，不管怎样，我要凭我的心做事。后来，我好说歹说的，她总算答应我要高高兴兴的，不再去想这件事。但两年过去了，她始终还是不肯结婚。 
　　她说完望着李明，说，你好像对我姐的事挺感兴趣？我姐的事我可从没对人说过。 
　　李明没有答话，顾自想着什么。 
　　她又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你说出来。你脸上有一种东西，我是看着你的脸才说出来的。 
　　李明把脸转向她，心想她不是卖弄，她是真聪明的。 
　　李明说，因为评职称的事，我跟我的上级吵了一架，结果他第二天就住院了，到现在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据说恢复的可能性很小，他要一辈子瘫在床上了。 
　　李明勉强向她笑笑，说，董文丽，这事你怎么能让我高兴起来？ 
　　董文丽眼睛亮了一下，好像很高兴李明叫出她的名字，她说，难怪你对我姐的事感兴趣。不过这事好像比我姐的事更难，那个人死了，这个人却还活着，你还得要面对一个活着的人。 
　　董文丽想了想说，先别急，难是难，也有容易的地方，那就是我姐面对的是一个爱过她的人，你面对的却是一个跟你没什么感情联系的人，没什么感情联系，解脱起来就容易得多了。首先，你要弄清楚你跟他吵架有没有道理？ 
　　李明说，道理自然是有的。 
　　董文丽说，有道理就好办，有道理你至少就减了一半以上的责任，那只能怪他不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压根就是自己心里有鬼，一下被你说着了。如果是这样，他得病就是他自己的报应，跟你就没多大关系了。再说，任何病都有一个潜伏期，即便你没跟他吵，他早晚也会有个契机发病的，那个潜伏期里，他有过多少不顺心的事，多少人找他吵过架，你怎么会知道？ 
　　李明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可是，吵架毕竟是他发病的直接原因呀。 
　　董文丽说，你这样想就是跟我姐犯一样的毛病了：自作多情。你想想，头一天吵的架，第二天发的病，中间至少隔了整整一个晚上吧，他一个领导，又是一家之主，这一个晚上在他身上有多少事情可以发生啊，你怎么就好认定单单是你的吵架引起的呢？ 
　　李明说，要是吵架以后再没发生过别的事情呢？ 
　　董文丽说，事情不仅仅可以在外面发生，还可以发生在脑子里，而且发生在脑子里比发生在外面更可怕，你怎么能知道在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呢？ 
　　李明便笑了，说，你果然是有办法的。不过，人家那边躺在床上，这边却千方百计地寻找解脱自己的理由，做人总是不该这样做的。 
　　董文丽说，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刚才的话题是弄清责任，弄清责任我可以帮你做，怎样做人就是你个人的事情了。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凡事向前看，别跟我姐似的，总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当然我觉出来，你跟我姐不一样，我姐是不想找解脱的理由，你是想找，找到了又不大敢接受。现在世上的人，我姐那样的太少了，你这样的也不多，至少我就不会像你们一样，累不累呀。 
　　李明望着董文丽，不由地脱口说道，我这算什么，老夏的母亲才真能跟你姐排在一起呢。 
　　董文丽说，老夏的母亲是谁？ 
　　李明看董文丽很有兴致的样子，便把老夏讲的故事又跟董文丽讲了一遍。 
　　李明讲的时候，董文丽听得十分认真，听完了，安静地坐了一会儿，也没说什么，站起身来就告辞了。直到走出门去，才回过头向李明笑笑说，其实，我对我姐一直是很敬重的，我到你这儿来，不是为借东西，也不是为聊天，是为了躲开她屋里的气息，躲开对她的敬重。 
　　 
　　第二天早晨，李明出门去上班，在楼里遇上几个也去上班的人，便频频与他们打着招呼。与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奇怪地感到，昨晚的事情竟淡忘了许多，似是很久远了一般。到了单位，大家在新任上级的领导下如常地工作着，没有什么人再提起那个病在床上的领导。李明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他想起这些天来的烦躁不安，心想，也许董文丽说得对，“凡事向前看”，现在世上的人，向后看的人真是没有几个的。 
　　到了晚上，李明又一次去了楼下的赵奇家里，见赵奇和小马正与几个朋友打牌，就问老夏怎么没来？小马说，你找老夏么？我打电话给他。李明急忙说不用了不用了。说着就向外走，好像真是找老夏似的。其实他本想在赵奇家跟大家热闹一会儿的，不知怎么进门就问老夏，不知怎么没见到老夏又停也不停地往外走。走到楼上的自己家门口，还是没停，一直到了董文丽的姐姐家，才站下来，开始敲着房门。边敲李明边意识到自己的没来由，他想，他是要找董文丽呢，还是要找董文丽的姐姐呢？好在屋里听不到一点动静，李明才长长地舒一口气，下楼去了。他猜董文丽也许回自己家去了，既然她害怕她姐姐屋里的气息。 
　　回到家里，李明独自坐在客厅里，莫名地有一种失落感。昨晚见到老夏和董文丽的时候，他从没想过会再也见不到他们，可是今晚他们却消失得连个影子也没有了。他想，白天都要将他们淡忘了，现在却又想见到他们，想见到董文丽也罢，想见到老夏是为了什么呢？ 
　　他没待老夏的故事再次呈现在脑子里，就给住娘家的妻子打通了电话。妻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只是有一种怕的感觉。妻子问他怕什么，他说也不是怕什么，是一种情绪，在电话里说不清，如果她回来就明白了。妻子没说话就放了电话，显然她是拿他的话当了骗她回家的手段了。 
    放下电话，他才忽然意识到刚才那脱口而出的“怕”字。还未来得及弄清“怕”的准确含义，他便无奈地预感到，那老夏的故事又要来了。 
　　1998.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