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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中有三件事是雷打不动的，一是早起刷牙，一是睡前洗脚，一是冷水洗身。
受他的影响，我和哥哥也是，早起刷牙，睡前洗脚，雷打不动。唯有冷水洗身这一样，我做不到，哥哥也做不到。
我做不到父亲不说什么，哥哥做不到父亲就不高兴了，有一次哥哥在自己房里洗澡，父亲忽然推门进去，手摸一摸澡盆里的水，也不说话，抬脚就把澡盆踢翻了。尽管这样，哥哥还是不能长进，只要父亲在家，他就决不洗澡；只要洗澡，他就一定要兑些热水的。
这年冬天，父亲雷打不动的事又多了一件，就是，每天下班回家。不管刮风下雪，不管天寒地冻，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的自行车一定就咣啷咣啷地进了院儿里了。
从前父亲是一周回一次的，忙的时候，会一两个月回一次。他上班的建筑公司，离我们住的村子只有十几里路，骑车子半小时就到了，他本可以从开始就天天回家的，可是一直到这年冬天他才把铺盖搬回来，彻底地不在公司住了。这之前他已经在单位住了十八年了，最初的单位是交通公司，然后是搬运公司，然后是建筑公司。公司不同，工作却一样，都是给领导当秘书。这次搬回来，听母亲说是公司的领导被造反派打倒了，父亲这秘书也受了牵连，撵他到下面的工程队劳动改造去了。
父亲明显的变化，是脸黑了，人瘦了，叹气多了。母亲心疼他，把饭食做成了两样，父亲吃细粮，我们吃粗粮，父亲吃炒菜，我们吃咸菜。但这也不能阻止父亲的叹气，那气叹的，就像是一生的郁闷都在一口气里了。我们听着，心里不管多么地想吃细粮想吃炒菜，都要忍一忍了。
母亲到底是了解父亲的，有一天晚上，把村支书和大队长叫到家里来了，备了酒，炒了菜，和父亲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神聊。
父亲和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块儿玩，一直玩到了在城里找到工作。父亲曾给他们介绍过两份工作，当时他们舍不得离家，两份工作就给了另外两个人，如今那两人一个是服装厂的厂长，一个是制药厂的支部书记，身边秘书都用上了。论学问，他们当然比不了父亲，初到城里时，他们连自个儿的名字都写不好呢。可父亲喜欢有出息的人，一有空闲，就把两人召到酒馆里，或谈天说地，或为他们出谋划策，像是给他们当了秘书一样。
现在，母亲是想把那酒馆里的神聊，搬到自个儿家里来呢。
聊的人变了，气氛却没变，一聊，父亲就长了精神了，村支书和大队长也长精神，父亲的见识，于他们总是新鲜的。后来，也不管村里有多少事要忙，也不管天有多晚，想来了，啪啪啪就来敲门，像是进他们自个儿家一样了。有时候父亲睡下了，不理他们，他们就一直啪啪啪地敲。他们拿自个儿不当外人，父亲却有些不以为然，对母亲说，到底是村里人，不懂规矩。
但不管怎样，父亲叹气还是少多了，就像一个迷路的小孩子被人引上了正路一样，眼见得又黑又瘦的脸上有了些儿光泽了。从前父亲可是不黑也不瘦的，劳动改造没几天，人就一整个儿地变了。母亲说，你爸不是累的，是怕的，他怕干活儿，他哪是个干活儿的人。母亲说父亲干的是搬运水泥预制板的活儿，一块预制板就上千斤，好歹是几个人一起搬运，要搁他自个儿，早就撑不下去了。可也正是几个人一起搬运，他才天天遭人家的白眼，他没力气啊。
这一年我14岁，哥哥17岁，正是不知事的年龄。依我们的看法，父亲是有些势力眼的，看不起普通人，看不起小孩子，眼里只有街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还有些剥削阶级思想，喜欢享受，不爱劳动，卫生讲得有点过头儿。父亲自个儿不喝生水，也不许我和哥哥喝生水，自个儿不吃生菜，也不许我和哥哥吃生菜，就看这村里的家家户户，哪个孩子不喝生水，哪个孩子不吃生菜啊。可父亲说，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是徐文多的孩子。我们想，徐文多又怎么样，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还一直给人家当秘书，又怎么样啊？这想法最初是听街上的人说的，时间长了印在脑子里，就成了我们自个儿的想法了。我们隐隐觉得，这也许正是父亲的痛处，因此我们从没敢当了父亲说出来过。
不过对父亲的事，想过了就忘了，我和哥哥都在忙自个儿的事，哥哥迷上了拉二胡，我则迷上了踢毽子。学校没课上了，学生们有的在学校闹革命，有的回家去了，我和哥哥属于回家的。
踢毽子就要缚毽子，缚毽子就要找好看的鸡毛和空心的铜钱，为这两样，我和几个伙伴几乎跑遍了村里村外的角角落落。我们贪心得很，缚完一只又缚一只，每个人差不多都有十几只毽子了。我把毽子们摆在窗台上，就如同一排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花朵。母亲擦拭窗台的时候，抹布如进无物之境，忽啦啦，毽子们就被她擦到地上去了。母亲就是这样，对我们没有一点耐心，全部的耐心，都用到父亲身上去了。我把毽子一只只地捡起来，心里很想报复一下母亲，想了一会儿，便说道，我听到有人骂我爸了。
这一着果然灵验，母亲立时着了慌，她一把抓了我的肩膀问，谁？谁骂你爸了？骂你爸什么？
我想起我们去村东被挖开的坟地寻找铜钱时，一群背了筐的社员正在猫腰捡砖头。真是遍地的砖头，捡也捡不完。我知道，这砖头跟父亲有关，父亲在家里对村支书和大队长说，出村三条路，没有一条不是狼烟滚滚的深沟，解放前这样，解放二十年了还这样，就不能把它填平吗？村支书和大队长当时有些犹豫，说上边的任务太多了，顾不上啊。父亲说，你就是完成上级的上千件任务，也抵不上这一件，这一件办成了，村里人会记住你们的。村支书和大队长一听，立刻不再犹豫了。凡当领导的，哪个不想被记住啊。可是，他们都没想到，挖了高的填了低的，低的和高的平是平了，但原来的高地下面，是一大片陈年的坟地，朽掉的棺材板子和遍地的砖头瓦块比那原来的深沟还要叫人头疼。这一个冬天，社员们再也不能坐在暖和屋里抓革命了，为能开春之前在这块生地上种上庄稼，生地上的砖头非要清理干净不可呢。可是砖头一块挨一块的，一层接一层的，面上的捡干净了，锄头一刨，下一层还是一块接一块的。再愚钝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项太大的工程，大得都赶得上铁棒磨成针了。我在地里寻找铜钱，社员们就往筐里一块一块地捡砖头。我听到一个社员说，徐文多真他妈的是狗拿耗子。另一个社员就说，猫尿灌出来的主意能有好的？这话我身边寻铜钱的伙伴也听到了，她本能地将目光从地上转到了我身上。我说，看什么，叫徐文多的人多了。她却还傻傻地问，我怎么没听说过，谁还叫徐文多？我气得抢白她说，你，你叫徐文多！
我把社员们的话对母亲说了。母亲立刻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她提了抹布在屋里转来转去的，嘴里说，早知道村里人多嘴杂，你爸会在这事上落不是的。
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母亲把我的话又对父亲说了一遍。父亲却远不像母亲一样惊慌，他一边吃着母亲为他备下的炒菜，一边不以为然地说，听拉拉咕叫还不种庄稼了？母亲说，不是拉拉咕叫的事，是砖头的事，支书和大队长有些天没来了，不会是为这事吧？父亲说，不会吧，从长远看这是件好事啊。母亲说，要是砖头总也捡不完呢？父亲说，怎么会捡不完？一年捡不完两年，两年捡不完三年，总有一天会捡完的。母亲说，村里的事不比城里，人们可是没耐心等到两年的。父亲皱皱眉头，说，要不，吃完饭你去叫他们一趟吧。母亲说，我不去，人家要是不想来呢？父亲说，有酒有菜，他们不想来才怪。这顿晚饭，父亲吃得不多，炒菜剩了大半，最后全被我和哥哥打扫光了。
村支书和大队长果然没被叫来。母亲说，他们说要开支部会。父亲说，散了会呢？母亲说，人家没说。父亲听完就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一支接了一支，抽得屋子里雾气腾腾的。这天晚上，烟灰缸里的烟屁股被父亲都塞得满满的了，村支书和大队长也没见露面。
父亲抽烟的时候，母亲在床边做针线，哥哥在他的房里拉二胡，我呢，手里拿了只没缚好的毽子，一会儿跑到哥哥房里，一会儿又跑到母亲房里。跑到母亲房里是为了用她的针线，跑到哥哥房里则为了看他拉二胡。哥哥拉起二胡来，就像父亲跟村支书、大队长说话一样，能长十分的精神，你看他，有些下拉的眼角翘起来了，长了几道抬头纹的额头舒展开来了，无精打采的眼睛也闪出光泽来了，那张喜欢闭得紧紧的嘴巴，也微微地张开，就像有许多话要说一样。可那些话，全都通过一双手，神奇地跑到琴弦上去了。琴弦上的声音啊，比说话可要美妙多了，就是听一辈子都不会听够呢。可奇怪的，是父亲撵我睡觉的时候，忽然问我，你哥呢？怎么一直没见你哥？母亲代我回答说，你呀，没听见他拉二胡啊。父亲听一听，忽然冲哥哥的房里吼道，别拉了，深更半夜的拉什么拉？
父亲对哥哥就是这样，常常忽视他的存在，却又常常干涉他的事情。哥哥是个结巴，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是从不说话的。父亲有一天发现哥哥是个结巴时，曾很是无望地对母亲说，徐文多的儿子是个结巴，为什么呢？父亲反感哥哥的结巴，反感哥哥的不说话，反感哥哥的拉二胡，还反感那些和哥哥一起拉二胡的朋友，那些人来了，父亲招呼都不打一个。我知道他是希望哥哥能像他一样口齿伶俐，关心大事，有责任感，可哥哥那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像他一样了。有一回他指了哥哥的二胡说，堂堂七尺男儿，整天吱扭吱扭的拉这玩意儿，有意思吗？哥哥呢，从不顶撞父亲，但也从不听父亲的。他的二胡，便在父亲的骂声中学成了。
要说父亲不喜欢吹拉弹唱这类事吧，他自个儿还常常哼几句京戏，最常哼的，是《空城计》里的几句唱：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东西战南北剿博古通今。
周文王访姜尚周室大振，俺诸葛怎比得前辈的先生，
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
唱腔好听，父亲唱得也好听，我曾撺掇哥哥给父亲伴奏，哥哥狠狠地喝斥我说，这……这是二胡，不……不……不是京胡！我后来知道，京戏乐器里并不只有京胡，二胡也有一把的，就是说，哥哥对我的喝斥是完全没道理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不断有关于修路的风言风语传到家里来。传言倒也罢了，有一天母亲出门，竟发现门口贴了张大字报，大字报上画了三个端了酒杯的人，他们身后是堆成了山一样的烂砖头，砖头上写了四个大字：劳民伤财。母亲看看左右没人，一把就撕下来拿回家去了。为这大字报母亲整整哭了一天，她对我和哥哥说，有理讲理，糟践人算什么本事，你爸的头发几时那么乱过？你爸的衣服几时敞开过？胸口还有一堆汗毛，他哪来的汗毛啊？我们要看，她却又死死攥在手里不肯放。后来，我们看见她点着一根火柴，将那大字报烧掉了，火光映着她通红的眼睛，还映着她从未有过的嫌恶的表情。
母亲大约一辈子也没感受过这样的污辱，虽说这种事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对谁不满意了，一张大字报就上墙了，城市、农村、学校，所有的墙面都散发着纸张和浆糊的气息。但母亲是不大关心外面的事的，外面的事忽然来到了家里，她当然远没有我和哥哥表现得镇定。我还知道，用纯白面熬成的浆糊是粘不牢的，须要兑上些泡花碱才行，学校的学生们都是这么干的。母亲能一把撕下来，说明农村的大字报还是欠火候的。
母亲把这当成一件天大的事藏在了心里，她还嘱咐我和哥哥千万别让父亲知道。村支书和大队长不来了，父亲再次开始叹气，她还又为父亲找来了几个文化人。这几个，多是自以为满腹才学，却又窝屈在农村不被社会重用的人，交谈起来，天上地下，国内国外，几乎没有他们不知的。他们对父亲修路的主意也自有评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赞成的反对的都能说出一千条的理由来。可父亲很快地就不耐烦了，他们走的时候他送都没送。他对母亲说，再别让他们来了。母亲问为什么，父亲只说了八个字：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这八个字，我后来看《三国演义》，才知道是出自刘备对马谡的评价，父亲将这评价用在他们身上，可见出对他们的小视。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父亲对他们的反感，更像是对同类的排斥，而他和村支书、大队长的交往，倒更像是异类的相吸，父亲的所知比村支书们自是要多得多，但父亲需要的，似更是怎样行动，对于行动，村支书和大队长比那几个文化人当然要在行多了。我把这想法对哥哥说了，哥哥却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看了我半天，然后说，一……一个毛丫头，想这些干……干什么，跟我学……学拉二胡吧。我当真好奇地跟他学了两天，但两天之后就没耐心了，它不像踢毽子，身体总在腾跃之中，它是一种静态，除了手指，身体就像是一尊佛，半天动也不动，我怎么可能像佛一样地动也不动呢。我仍又去踢我的毽子了，我已经能踢到200下了，翻身别花儿也能别到30个了，我还能用脚尖踢，脚跟踢，脚外侧踢，两只脚替换了踢，一群踢毽子的伙伴，哪个也比不上我，他们众星捧月似的看了我踢，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可我和哥哥都没想到，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马上就要不能做了，有一天我们得听从父亲的命令，像那些社员一样背了筐去地里捡砖头了。
听到这命令时，我们正在吃早饭。我们还以为听错了，停了吃饭，诧异地望着父亲。父亲不理我们，低下头继续吃饭。
母亲说，他们才能捡几块砖头？
父亲说，捡了几块算几块。
母亲说，捡砖头不怕，怕的是人们的嘴……
父亲说，让他们去正是要堵人们的嘴啊。
母亲说，他们还是孩子……
父亲说，孩子才要经历一些事，不然总也长不大。
母亲说，错是大人的，就算孩子去了，人们也不会算完的。
父亲一下跳起来说，错了错了，谁说我错了？我怎么就错了？他们不算完怎么着，莫非还要我徐文多亲自去捡砖头？
母亲不由地也急了，冲口说道，你亲自捡砖头怎么了，主意是你出的，支书和大队长都受了牵连了，你捡砖头还不应该吗？
这话，母亲说出来就后悔了，因为父亲听完就咚咚咚往仓房去了，从仓房出来的时候，肩上背了只筐，手里拿了把锄头，全然是一副要下地的样子了。
母亲急忙去夺锄头，但父亲再没力气，也是能夺过母亲的，看看父亲满身干净地走出门去，母亲立刻唤我和哥哥跟上去。我说，饭还没吃完呢。母亲说，吃什么饭，这时候了还吃什么饭啊！
我和哥哥在前面走，母亲也很快背了筐跟上来了，我问，妈，你也去啊？母亲说，去，去把你爸换回来，你爸那样的人能捡砖头吗？
母亲其实已有很多年没下地了，我六岁那年，母亲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同一年，祖母忽然得脑溢血去世，于是父亲就建议母亲把孩子做掉，因为我和哥哥都是祖母帮母亲带大的，祖母去世了，谁来帮母亲呢？父亲当然是指望不上的，父亲正是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的时候，即便回来他也做不了什么，他孩子也不会抱，好好的交到他手上，孩子哇地就哭了。但父亲连陪母亲到医院的时间也没有，母亲只好图方便，吃了按一偏方抓来的草药，结果，孩子是打掉了，大人却因失血过多，再难将身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母亲胳膊上戴了套袖，腰里的围裙也没顾得解下来，围裙的一角被风一掀一掀的，脚步急促而又踉跄。
已经看得见前面的父亲了，瘦高的个子，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一双老旧的却闪了光泽的黑皮鞋，走起路来八字脚，大甩手，脑袋昂得高高的，仿佛一只傲气的不服输的斗鸡。
路上不断有上工的社员了，他们向这一家人投来惊奇的目光。大家都认识父亲，父亲对大家却是生疏的，他就那么大甩了手，脑袋昂得高高的，从大家身边走了过去。
母亲也没怎么跟大家打招呼，她的脑袋却是微微低下的，眼睛只看了一米以内。遇到跟她打招呼的人，她会有些慌乱地抬起头来，仿佛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媳妇。
我对母亲的表现很不满意，我想，就算是父亲的主意错了，做决定的也是村支书和大队长啊；就算是决定错了，他们为的也是大家啊。哥哥自是不会想这些的，他沉着脸，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有时抬起他那双细长的拉二胡的手，看呀看的，仿佛已经受到了砖头的伤害似的。我对哥哥的表现也不满意，对母亲不敢说什么，对哥哥就不怕了，我伸手就朝哥哥的手打去，声音清脆而又响亮，惊得阳光都抖了一下。
母亲追上父亲，执意要他回去，父亲却执意不肯，父亲说，我倒要看看，地里到底有多少砖头！在众目睽睽之下，母亲羞于跟父亲争辩，只好由了他去了。这样，我们一家四口，便齐刷刷地往砖头地里走去了。
这块砖头地，名字叫东岗头，原来地势比村子还高，夏天种上玉米，从村里望过去，天上的云彩都要被它遮住了。现在，地里光秃秃的，已和相邻的地块连成一片了，从这头就能望到地的那头。那头是一轮刚出升的太阳，又大又圆，笑眯眯的，仿佛是在嘲笑我们一家人的尴尬。
地里的砖头，不捡不知道，一捡，还真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们的锄头，只要触到地上，就能听到刺耳的与砖头撞击的声音，我们的手指，闭了眼睛都能摸到硬帮帮的砖头瓦块，一个畦子还没走出去，筐里的砖头已经满满的了。
修路修成这么个结果，父亲当然不会想到，东岗头这块地，少说也有上百亩吧，明年，后年，甚至大后年，都不要奢望它能长好庄稼了，而且，还要搭上不知多少捡砖头的劳力。可是，修路若是错的，不修路就是对的么？
不多时，捡砖头的社员们也都到地里来了，他们成群结队的足有七八十人，却没有一个肯靠近我们。一边是黑压压的一片，一边是冷清清的四个人，我发现，这样的阵势，连父亲都有些不安了，他几次往筐里扔砖头都没扔进去，有一次还扔到了我的脚上，疼得我哎哟哎哟的，他却就像没听见一样。
我知道，在生产队干活儿是要计工分的，我便问母亲，我们计不计工分？母亲几乎是带了哭声说，你还想计工分啊？
社员们那边不断传来阵阵的笑闹声。风是逆风，也听不清他们笑闹的是什么。但每回笑声一起，我们都止不住地往那边望，仿佛那笑是一块一块的砖头，随时都可能砸过来一样。我感到，即便是一直这么相安无事下去，我们一家人也似坚持不了多久了。
果然，有一刻母亲忽然就将筐里的砖头忽拉拉倒了出来，她说，走，回家去，不捡了！我和哥哥和父亲怔怔地看着她。她说，咱就是捡上十年，也堵不住人家的嘴的！
我和哥哥自是站在母亲一边，把手里的砖头立刻扔掉了。 我们却没想到，父亲说什么都不肯走，他将一只筐一把锄拿到身边，长长地叹一口气说，你们走吧，我自个儿捡。
母亲说，你自个儿才能捡几块砖头？
父亲仍是回答，捡了几块算几块。
母亲说，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父亲说，不捡就更得挨骂了。
母亲说，我看你是自个儿往自个儿头上扣屎盆子呢。
父亲说，不扣也逃不脱的。
父亲不肯走，母亲也不好走，倒出的砖头却又不想再捡回筐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人也不知从哪儿走来的，忽然就到了我们跟前了。
这人矮小的个头，一张瓦刀脸，脸上有几颗很大的麻子。我和哥哥都见过他，知道他是生产队长。父亲和母亲当然也知道。
生产队长其貌不扬，眼睛却亮得叫人心惊，他挨个看了我们一家人一遍，问道，谁让你们来捡砖头的？
我们都回答不出。
生产队长又说，我是一队之长，我没派的人是不能来的，知道不知道？
母亲分辩说，我们又不挣队上的工分。
生产队长说，不挣工分也不能想来就来，再说你们说不挣，大家谁知道你们不挣？
母亲说，这是什么话，莫非还要我们挨门挨户地嚷嚷一遍？
生产队长说，你不干了，不就也省了嚷嚷了？
母亲说，不干就不干，我们还正不想干呢。
生产队长说，不干就对了，赶紧的，回家去吧。
生产队长说得不急不慌的，脸上没有恼意，也没有笑意。
母亲纳闷地看看他，也顾不得多想，拉了我和哥哥就走。走开几步回头去看父亲，父亲却仍纹丝没动。母亲急道，你没听见队长的话吗？父亲却说，你听队长的，我一个国家干部，干嘛要听他的？
生产队长接过去说，你可以不听我的，但你我得听党的，党把这块地交给我，我就不能随便把人放进来。
生产队长比父亲年轻了许多，按街乡辈的叫法，他该叫父亲一声叔的，但我从没听他叫过。我想大约是父亲没给过他机会，父亲每天骑了车子上班下班，眼睛从没在过往的村人身上停留过。可是现在，我看父亲开始对这个小小的生产队长注意地看着了。
不过是一两眼吧，也不知父亲从生产队长身上发现了什么，他忽然就换了恳切的语气问道，你，你叫什么来着？母亲没好气地代队长答道，杨扁。父亲接了说，对，杨扁，你说实话，这块砖头地，今年能不能种上庄稼？
杨扁说，能啊。
父亲说，种上了能收几成？
杨扁说，往好里说，四五成吧。
父亲说，几年才能到十成？
杨扁说，那就不好说了，一要看砖头还有多少，二要看底肥能上多少，三还要看社员们干活儿有没有耐心。
父亲说，有没有耐心，还不全看你做工作了？
杨扁说，是啊，工作哪就那么好做，好比眼下，你们不走，大家捡砖头就要走眼，一走眼砖头就捡不多。我又不是国家干部，得罪了人拍屁股就走，我得跟他们打一辈子交道呢。
杨扁仍是不慌不忙，仍是不恼也不笑，这种样子说出来的话，就是不想嘲讽也会透出几分嘲讽的。
父亲像是有些恍然，又像是有些不甘心，他说，杨扁，要我走好说，但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话。
杨扁说，你说吧。
父亲说，修这条路，是好事还是坏事？
杨扁说，好事啊。
父亲说，那这块地影响了收成呢？
杨扁说，坏事啊。
父亲不解地看着杨扁。
杨扁说，你一个国家干部，好事坏事还搞不明白啊？
父亲说，那你说这条路该修不该修？
杨扁说，该修啊。
杨扁把眼睛眯成了两条缝，语气中透出的嘲讽意味更足了。
父亲说，我是正经问你话呢。
杨扁说，我也是正经在答啊。
父亲看一看自个儿手里的筐和锄头，说，既然该修，我就要用我的行动感动大家。
杨扁忽然把嘴咧开了。他显然在笑，但没发出声音。他不笑的时候难看，笑的时候就更难看了，几颗麻子挤在了一起，嘴角扯的，都快接到耳朵上去了。他就这么咧了嘴说，我看不是修路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呢。
父亲说，我有什么问题？
杨扁说，你把自个儿太当个人物了。
说完，杨扁转身就往那边的人群里去了。他走路也是大甩手，也是八字脚，却是个里八字，每一步都像是要把地牢牢地勾住一样。
回到家里，父亲张口就问母亲，怎么就没听你提起过这个人呢？母亲说，你也没问起过啊。父亲说，他什么文化程度？母亲说，小学都没上过。父亲说，小学都没上过他还有什么好狂的！
叫人不解的，是这天晚上，父亲让母亲备了酒菜，竟把杨扁请到家里来了。
杨扁喝了杯酒，吃了口菜，话还没聊几句，就要起身告辞，说队上还有一大堆事等他处理，他真是没空闲聊。父亲自是不便硬留，送他出门返回屋里，呆了半晌才说道，人再聪明能干，不学习也难成大器。母亲说，跟你学习就能成大器了？父亲说，你什么意思，跟杨扁都一个口气了。母亲说，我还不是想让你过清静的日子。
这时，哥哥房里的二胡正拉得如痴如醉。是一首美妙、忧伤的曲子，就犹如一个美丽的女人在对她心爱的人诉说衷肠。
父亲说，我何尝不想过清静日子？跟你说吧，我做梦都想！可一个大男人，要是一天到晚地躲在屋里拉二胡，大家会怎么看你？社会会怎么看你？
母亲说，管他们怎么看。
父亲说，一个女人可以不管，一个男人就不能不管了！
父亲的口气激动而又无奈，母亲不禁也长长地叹一口气，转身给父亲打洗脚水去了。
父亲洗着脚，唱出了一段我很少听过的戏词：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
……
2005．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