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何成浚任武汉行营主任，后改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

　　1937年11月，何成浚第二次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秘书长为杨揆一，民政厅长严重(立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建设厅长石瑛，教育厅长周天放。到1938年6月移交陈诚接任。

　　抗战时期，何成浚担任军法总监，我任国民参政员，在重庆开会时，我们常见面，保持友谊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成浚回到湖北，任湖北省参议会议长，我与他接触不多。国民党搞立法委员选举，因国民参政会撤销，我没有职务领薪，表示要参加立法委员竞选。讵料何成浚与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方觉慧、省主席万耀煌等暗中活动，要让孔庚当立法委员。以后，选举事务所给我送来一张候补立法委员的当选证，我当着何成浚的面说：“未经人民选举，依法我不予接受。”并写出声明稿送《华中日报》作广告刊登，经该报排版后，社长袁雍发觉(袁是市党部主任委员，CC分子)，即令撤版不予刊登。因袁雍在武汉是依附何成浚势力的，并聘请何成浚担任《华中日报》董事长，不敢得罪何成浚。事后，胡秋原(黄陂人，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对我表示，要何成浚给我在第一纱厂安排一个名义拿钱，我婉言谢绝。立法院长孙科给一个“戡乱建国委员”的名义，待遇同立法委员，我也没有接受。后来我的声明是在《大公报》上刊登出来的。从此，我与何成浚很少接触。

善于吹拍的人缠着他不放

　　我与何成浚，从朋友到部下，又从部下到朋友，相处时间较长。早年我给他一个浑名叫“问题”。意思是：“好人吗?坏人吗?革命的吗?不革命的吗?高明人吗?一般人吗?政客吗?军阀吗?”何成浚虽然有个文秀才、武士官的招牌，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家不读书，当人也不研究问题，甚至连报刊也不肯精读，我从来未听见他当大众讲一篇有条有理的演说。

　　何一生接纳的人不在少数，可是他对有才能的人不能很好的任用。他没有搞小组织，也没有智囊团，遇事很少与人商量，而是自作主张。在湖北有些人认为我是他的亲信人物，可是我自己知道，他是很少听从我的意见的。

　　何反动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在他的部下很少发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何在当湖北省政府主席时，有人写了四句诗形容他：“主席何成浚，说话总好听，厅处科秘长，牛屎与马粪。”他第二次当湖北省政府主席，首先发表苏世安为公路局长、陈楚伯为航业局长。苏、陈二人去向他谢委时，他对苏世安说：“你跟我做事赚的钱比较多，你这次干这个差事要少赚几个。”对陈楚伯说：“你的名誉实在不好，这次你要恢复名誉。”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他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

　　由于何成浚与陈其美的关系密切，陈立夫对何以长辈称之，在政治上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利用。陈系CC分子在湖北的如吴醒亚等人，多依附在何的门下，为何所利用。

　　胡宗铎、陶钧在湖北办了一个党训班，学生刘鸣皋、张导民、钱云阶、陶尧阶、袁雍等人后都属于CC系统，称为“十人团”，更是奉何成浚为后台老板，成为何的忠实爪牙。何对他们是百般袒护，有求必应。钱云阶当湖北省的教育厅长，张导民当广东省财政厅长，陶尧阶当国立十二中校长，刘鸣皋当湖北省田粮处长，袁雍当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都是得到何成浚的支持的。

　　有一年夏天，居正回武汉，与何成浚、汪世鎏、钱云阶、袁雍、张导民、陶尧阶、刘鸣皋等同在汉中三教街帮可花园乘凉，居正当着何成浚的面对“十人团”人员说：“我在湖北的日子很少，不能和大家共事，你们要听何先生(指何成浚)的话，把他当着‘湖北家长’看待吧！”以后，这些人就把何称为“湖北家长”。

　　何成浚吸引无聊政客；书呆子式的文人和党混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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