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少功
 
 
　　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

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

钩。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

所止”吻合，等等。除此之外，楚文化留下的痕迹就似乎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洞庭

湖沿湘江而上，可以发现很多与楚辞相关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

…但众多寺庙楼阁却不是由“楚人”占据的：孔子与关公均来自北方，而释迦牟尼

则来自印度。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

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

    两年多以前，一位诗人朋友去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了一次歌会，回来兴奋

地告诉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

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

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

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

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后来，我对湘

西多加注意，果然有更多发现。史料记载：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

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后来，由于受

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苗族传说中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

的子孙撤退到山中）。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就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

历史。看来，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说，是不无根据的。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

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这里还可说一南一北两个例子。

    南是广东。人们常说不久前的香港是“文化沙漠”，这恐怕与现代商品经济瓦

解了民族文化主体有关。你到临近香港的深圳，可以看到蓬勃兴旺的经济，有辉煌

的宾馆，舒适的游乐场，雄伟的商贸大厦，但较难看到传统文化遗迹。倒常能听到

一些舶来词：的士、巴士、紧士（工装裤），波士（老板）以及OK. 岭南民间多天

主教，且重商甚于重文。对西洋文化的简单复制，只能带来文化的失血症。明人王

士性《广志绎》中说：粤人分四，“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

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

四曰（疋旦）户，舟居穴行，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探海为生。”这介绍了分析

广东传统文化的一个线索。将来岭南的文化在商品经济的熔炉中再生，也许能在

“俚人”、“东人”和“（疋旦）户”之中获取不少特异的潜能吧。

    北是新疆。近年来新疆出了不少诗人，小说家却不多，当然可能是暂时现象。

我到新疆时，遇到一些青年作家，他们说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

文化的骨血。我对此深以为然。新疆文化的色彩丰富。白俄罗斯族中相当一部分源

于战败东迁的白俄“归化军”及其家属，带来了欧洲的东正教文化；维、回等族的

伊斯兰文化，则是沿丝绸之路来自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域；汉文化及其儒教在这

里也深有影响。各种文化的交汇，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是应该催育

出一大批奇花异果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本世纪的日本文学，不就是得天

独厚地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双面影响吗？如果割断传统，失落气脉，只是从

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主题和手法，势必是无源之水，很难有新的生机和生气。

    几年前，不少作者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介绍一个萨

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引起轰动。连品位不怎么高的《教

父》我《克莱默夫妇》，都会成为热烈的话题。作为一个过程，是正常而重要的。

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

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

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

；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

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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