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韩少功(作家)

□采访本报记者夏榆实习生马宁宁

记者：“道义感”、“人民性”和“创造力”是你当年为《天涯》确立的标准，这三个词在解构盛行的社会文化中可能比较尴尬，你当时怎么想的？

韩少功：先谈“道义感”。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弥漫着一种“流氓化”习气，用王朔的话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很多人把“流氓性”当成自己人生的哲学，做事无所不用其极，完全没有底线。这种习气在1990年代中期的知识界尤其严重。

我们所奉行的“人民性”，是强者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流氓化；社会上的弱者，我们更多地是强调他的权利。

“人民性”其实是个很旧的词。我们强调“人民性”，就是强调改革和发展一定要使大部分人受益，而不只是惠及少数权贵。

记者：1980年代中期，你的热忱一直倾注于文学实验，为什么1990年代一下子转到社会问题上？

韩少功：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诚实地面对生活，那么，当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他再不动心那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当年我们讨论社会正义问题时，有些作家讥讽我们说，谈社会正义是一种矫情。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平均主义，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了解生活。

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今天世界大战爆发了，下午我去游泳，我去滑雪。他可以这么写。

但是当大家的日常安全都成为问题时，当你吃的、穿的、住的都出现问题时，当你周围的人都在下岗、都在拣垃圾时，你可能不动心吗？

自然，作家不会简单地将政治和文学混同起来，不会简单地把公民责任和艺术使命混同起来。但不是说因为你是作家，所以你吃饭拉屎睡觉都是个作家———你可能是父亲，可能是丈夫，也可能是儿子……你有多种身份，有一种身份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公民身份。

记者：《天涯》从“文学”走向“文化”是一种必然吗？

韩少功：编杂志就是一种生产，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术，需要产、供、销环环流畅。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天涯》在改版时，首先面临着原料不足的障碍。

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黯淡的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

于是真正的文学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原料稀缺。《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尚有余威，而其他刊物则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

显然，《天涯》若要活下去，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埋单请客，四处敲门陪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了。 (韩少功、徐友渔专访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