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的教书育人，17名博士后，58名博士生，30余名硕士生，80余名进修生在他的教诲和指导之下，成为科研上的生力军。

　　他连续12年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基金，他的系统理论研究成果，以及他发明的“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对针灸疗法在全世界的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韩济生教授。

　　文/傅冬红

　　为了儿时的心愿，为了总理的嘱托

　　1928年，韩济生出生在浙江萧山一个开业医生家里。父亲以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学得的一点浅显的医学知识行医谋生，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能真正学医，有更大的本事普济众生，于是为孩子起名“济生”。

　　1947年，韩济生19岁。念及父母为自己取名“济生”的初衷，在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和上海医学院之中，他选择了上海医学院医疗系。他决定要做一名外科医生，这是他的第一次人生选择，“普济众生”就此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5年是韩济生一生中知识积累最高效的5年。尽管做一名外科医生是韩济生的愿望，但由于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创建很多医学院，急需大量基础医学师资，他所在的班被指定只能在基础医学科目中选择就业志愿。于是，“服从祖国需要不做任何选择”成了韩济生一生中的第二次选择，他放弃个人兴趣，选择了生理和药理专业。从1952年到1962年，短短10年间，他经历了五次调动：1952年到大连；1953年到哈尔滨；1956年到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1961年到北京中医学院；1962年到北京医学院。不停地调动工作，不断地转变研究方向，必然影响业务上的成长，而这并非出于他的选择。总结那个“奔波”的10年，韩先生总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它锻炼了我从头建设生理实验室的能力。

　　1965年，是韩济生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它真正决定了他未来的科研方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利用针刺穴位来止痛，但当时西方的一些学者却把针刺镇痛看做是一种东方巫术。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同年9月，北医党委书记彭瑞骢找当时在生理学教研室工作的韩济生谈话，希望他能担起这项任务，完成总理的嘱托。

　　针灸对从事了12年基础研究的韩济生来说是陌生的，但责任感让他再一次放弃了已经小有成绩的基础研究，一切从头再来。1965年，结束了10年的“颠沛”，在“针刺麻醉”这样一个全新领域，韩济生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他们深入地阐明了针刺镇痛的机制。这项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终于对周总理的心愿给出了初步的答卷。

　　揭示针刺镇痛奥秘

　　“我们今天用神经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针灸学和针刺镇痛原理，是一项探索性极强的事业，我们的研究多是前人从未涉及的理论问题。我们要用这些新成果、新理论来推动中国医学的发展，扩大中国医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若不敢或不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大胆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我们今天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韩济生如是说。

　　韩济生带领同事和学生，从针刺穴位能产生镇痛效果的客观事实出发，在整体、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不同水平上证明了针刺穴位可以促进脑和脊髓释放出5-羟色胺、内源性阿片肽等化学物质，从而产生镇痛作用。如在针灸针上通以一定参数的电刺激代替手捻针，就可以更精确地进行定量研究。而且他发现，应用不同频率的电脉冲，可刺激脑和脊髓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中国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的疗效”的说法，是有其科学基础的。研究还发现，如果针刺的持续时间过长，其镇痛效果会逐渐减弱，从而形成“耐受”。韩济生对这一现象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长时间针刺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中阿片样物质的大量释放，将触发另一类神经肽即抗阿片物质的释放，这种物质能够对抗阿片肽的效应起到负反馈作用。在动物实验中，韩济生还尝试用药理学和转基因的方法改变阿片肽与抗阿片肽的相对平衡，这样就可以定向地改变个体对针刺的反应性，从而为提高针灸疗法的临床效果打下了基础。

　　1979年以来，韩济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多次主持国际性会议；先后到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讲学；著有《神经科学纲要》、《针刺镇痛原理》、《神经科学原理》、《中枢神经介质概论》等论著。1979年，韩济生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济生在科研上所做出的突出成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也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聘为科学顾问，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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