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心中的韩济生

　　1998年，在韩济生院士70高龄、执教45周年的时候，他的学生们编了一本名为《芳菲时节》的书，得益于先生教诲的数十位海内外学生及韩先生的亲人、同事及老领导回忆了与他共同走过的岁月。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本无足挂齿，但通过它们却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德。

　　朱秀媛教授与韩先生相扶相携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朱教授说，别看他现在是一副书呆子样，年轻时，他的兴趣很广泛：唱歌、游泳、打排球、玩双杠、跳苏联鸭子步舞……他特别喜欢动手修东西，经常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还会裁剪衣服。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几乎把分分秒秒都用在了工作上。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他的手总是不停地在空中或自己的腿上写字，这是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在练字。每天早晨20分钟打网球的时间经常被挤掉，他就利用间隙时间原地蹦蹦跳跳。

　　女儿韩一虹人格的形成有着父亲的重要影响。“我一生只挨过父亲一次打。”小时候她因戴着一副猪八戒面具故意吓哭邻家的小男孩而遭到了父亲的训斥。没过多久，她又旧戏重演，这一次她被父亲重重地打了手心，并被严厉告知：“第一下是因为你欺负弱小者；第二下是因为你明知故犯。”要爱护比自己弱小的人，决不可以欺负人。直到今天，女儿都牢记于心。

　　几十位韩先生的弟子纷纷写下了对导师的感受。

　　先生的精力总是那样充沛，虽已年过花甲，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十几个小时。为节省时间，他总是步履匆匆，上楼梯常常是两级并作一级。在韩先生这种苦干精神的感召下，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在奋力为发展针灸医学和疼痛医学而不辞辛劳地奉献着，也使得我们实验室从原来的一个很小的针刺麻醉研究室，变成了一个享有盛名的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有一件事令我深深感动并终身难忘。那是在答辩之后，大家到韩老师家去玩，期间同韩师母聊天，韩师母告诉我们，韩老师晚上工作到深夜，实在太困了，就在地毯上躺一会儿，又怕睡着时间太长，睡觉时，倒背双手，当双手发麻，感到不舒服时，人自然就会醒过来。当时我们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震动了，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就发生在我们的导师身上。回来的路上，大家默默无语，韩老师崇高的敬业精神、执著的工作热情，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韩先生进电梯时总是先按关门键，然后再按楼层键，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秒钟时间”；人未走到屋门口，手中已拿好了开门的钥匙，而不是到门口再找钥匙。他曾因腰椎病被迫卧床3个月，他就在病床上指导研究生，改文章，写基金申请等。在疾病最重时，他还去上海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由于不能坐，他就站着参加会议……

　　先生非常珍惜组内的团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给先生带了一只哈密瓜，先生非常高兴。一次全组开会，先生根据组内的人数，一块块切开分给每一个人，不在的人也要留一份。先生的工作得了奖，我们虽没有参加，但也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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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济生眼中的韩济生

　　半个世纪，韩济生院士在科学之路上艰难跋涉；半个世纪，有17名博士后、58名博士生、30余名硕士生及80余名进修生在韩济生院士的亲自教诲和指导下成长、成材，成为科研上的生力军。而韩先生本人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我总觉得自己是十足的幸运儿。好老师，好学生，出色的学校，重要的国家课题。值得庆幸的是，从1952年到1962年这10年间，我遇见了吴襄教授、王志均教授和季钟朴教授，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和经历。吴先生主要教我如何做好教学工作；王先生主要教我如何进行科研工作；季老师则以他一生兢兢业业奉献给中国医学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献身精神，教给我怎样做人。

　　我对教学和科研都很有兴趣，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应该做一些社会工作，把自己得到的知识向社会做出回馈，可是在时间这个常数下以上三件事往往发生矛盾。我常想：自知天赋不高，只能借助勤奋；每念人生有涯，惟求后继有人。我的一生如果有一点成绩，除了老师的栽培，领导的大力支持，最重要的是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和通力合作。从我正式搞科研开始，就离不开集体的帮助。

　　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大多数是前人用血水和汗水换来的，我们是踩在别人肩上上来的，因此我们有责任给后人留些什么，让后人踩在我们的肩上向前进。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少代人的长期努力。

　　一个人可以靠耍小聪明得到一时一事的成功，但要最终取得一定的成绩只能靠勤奋。我总在想，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惟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这是我的简单信条。用自己争分夺秒的努力，不辜负命运赐予我的良好机遇。

　　花费35年时间，有将近200人参与完成的工作得到今天的结果，应该可以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了。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只是针刺原理研究中的沧海之一粟，更何况从20世纪末期开始，针刺疗法已愈来愈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拨巨款在美国全国设立了10个中心，进行基础结合临床的针灸研究，可以预计，不久的将来其针灸研究成果将赶超我国，后来居上。作为针灸发源国的一名科研工作者，怎能不忧心忡忡，又何谈“如释重负”!

　　我真诚地希望，我所度过的30年，只是北大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发展历程中的助跑阶段，另一些幸运儿将接过接力棒，去开创明朗的前程!

　　这就是韩济生。

　　今天，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我们仍能不时地见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手中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梯，或是骑着他那辆20余年一贯制的“永久”车。如这辆“永久”车一样，韩济生院士不会停止工作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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