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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法师在他的扛鼎之作《中国禅宗史》中也写道：“……至德二年（７５７年），郭子仪等恢复了东、西两京。这时候，神会出来了，被公推来主持开坛度僧的事，如《宋僧传》说：‘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 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百）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需……群议乃请会（神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尽，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当时的度僧，是纳税得度的。纳税得度的情形，如《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说：‘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碟剃落，亦赐明经出身。以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唐书·食货志》也说：‘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当时的立坛度僧，对民众来说，免了兵役、劳役。对政府来说，得到了军需的支应。在政府军费的迫切下，神会出来主持号召，获得大量钱财的供应，当然对神会特别重视起来。神会受到了皇帝的供养，如《宋僧传》说：‘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洛阳）荷泽寺中。神会在那时，念念不忘南宗顿教，为南宗做了两件大事。
“一、由郭子仪出面申请，请为菩提达摩——初祖立谥，如陈宽《再建圆觉塔志》（《唐文拾遗》三十一）说：‘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７５８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
“二、由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启奏，请六祖袈裟入内供养，如《别传》（续１４６·４８７）说：‘上元二年，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敕书曰：敕曹溪山六祖传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上元”应是“乾元”的误写）。’“从韶州请得传法袈裟，到宫内去供养，这是付法传衣，慧能为六祖的最好证明。在兵荒马乱中，郭子仪与韦利见，为禅宗奏请可断论为与当时主持坛度、受到政府崇敬的神会有关。神会是‘狂’者，是富有英雄气概的禅僧。支持他的，如兵都侍郎宋鼎、太尉房（作‘六叶图充’）、郭子仪、韦利见，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人，也许是气分相投的关系！
“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州慧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神会也该为了圆满所愿而熙怡微笑了！”
在这儿，就是不言《宋僧传》所云“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神会）”是不是后人的“伪造”，就是姑且相信《别传》所言“敕曹溪山六祖传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为事，但“复东京之明年为乾元元年”为肃宗在位，而“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这一重大历史事实，无论胡适还是印顺，都是无法圆融的！
《汾阳王置寺表》铭刻会昌法难
无法圆融，盖因“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７５８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不是当事人所言。
无论胡适还是印顺，其所据“陈宽《再建圆觉塔志》”，写于唐宣宗大中七年，即公元８５３年。是时，距陈宽所言“复东京之明年（７５８年）”，已经９５年。如此，其语焉难详，甚至出现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再建圆觉塔志》出自《唐文拾遗》，云：“案梁武帝铭大师碑，大师大同二年示终于洛州，遗塔于□坂，即兹塔也。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大师名达摩，西域人也。梁天监中……过梁而徂，及魏而止……熊耳山下，一塔岿然。骸葬形游，文详于梁武；灵泉瑞木，表□于汾阳。
“月阙其圆，天之道也。武宗皇帝谓真谛不可以相取，密迹不可以像设，徒使动荡清静，泉薮昏晦。会昌癸亥岁，遂诏废释氏。于是率土塔庙，鞠为丘阜，大师铭志，亦随湮灭。碧空钟梵，与霜露而俱销；金地松筠，掩荆棘而无类。
“今上即位，即日牵复。大中庚午岁八月十三日，诏河南尹河东公再建斯塔……无几而塔成。云构矗立，忽若叠□……多宝踊出，未独多也……大唐大中七年岁在癸酉正月五日，颍川陈宽志。（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五）。”
《八琼室金石补正》是继《金石萃编》之后的又一部石刻文字汇编，所收石刻和其他器物铭文，有３５００多种，辑录者为清代金石学陆增祥（１８１６～１８８２）；清末藏书家陆心源（１８３４～１８９４）编撰《唐文拾遗》，将其辑录在内。
在清代，董诰于嘉庆十三至十九年（１８０８～１８１４）领衔编纂《全唐文·七百九十三》中，陈宽有传，但很简单，只说他“大中时官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令”。尽管简单，但其所记“灵泉瑞木，表□于汾阳”，却暗合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９日所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所言：“其（达摩）所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与“大师铭志，亦随湮灭”。如此，两者互证：郭子仪《汾阳王置寺表》碑，曾在会昌灭法中被毁；而《再建圆觉塔志》，当为唐人陈宽撰写于唐宣宗大中年间；陆增祥所收“塔志”，出自空相寺，为陈宽撰写，当是可信的。
既然郭子仪《汾阳王置寺表》碑在会昌灭法中被毁，今天在空相寺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碑，又是何时立的呢？
其实，新的《汾阳王置寺表》碑比陈宽撰写的《再建圆觉塔志》，还要晚５年——它刻立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九月 日，时在公元８５８年。
但新的《汾阳王置寺表》碑“借用”的却是一通旧碑，该碑碑阴碑首直书二行，上刻：常住地土为记。该碑碑身直书九行，上刻：
敕赐空相寺常住地土为记今具四至下项地土东至 口为界
南至春令沟南岭为界西至西白福土门为界北至天河北岭为界 内水磨两盘
四至以里，尽属空相寺常住地，土方圆亩数□□余顷，并无诤差。
大历八年三月 日“旧碑新刻”，更是尊重历史——“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下牒，批复郭子仪向大唐皇帝的请示：敕赐达摩为‘圆觉大师’，定林寺为‘空相之寺’，奉安达摩骸骨之塔为‘空观之塔’，今天推测，这些内容可能刻在了碑的正面；皇帝敕赐空相寺土地、水磨，这些内容，就刻在碑的反面。但在会昌灭法中，碑的正面可能被毁，只留下了碑反面的刻文。大历八年三月 日刻碑，距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下牒的时间，是３个多月，时空这样安排，是合适的”。空相寺监院释延慈法师说：“会昌灭法后，郭子仪的孙子到当地就任行政长官，在空相寺看到大唐中央机关的文书后，怀念爷爷，又把它们刻在这块旧碑上，这就是今天我们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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