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唐代宗敕赐的奉安达摩骸骨的“空观之塔”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3000年前,有个杞国(在今河南杞县)人天天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天塌了下来,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被活活压死!”
他被自己的追问折磨得精神恍惚,夜不能寐。
天,没有塌下来——这,让一代又一代眼见为实的事后诸葛亮觉得杞人忧天的事儿是莫名其妙,是荒唐可笑,是庸人自扰。
在中国人还在不断笑话杞人时,18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休谟又提出了一个类似杞人忧天般的难题:明天太阳是否照常升起?
为什么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科学家说是概率、是规律,基督徒说是神之大爱,但休谟说:这一切,都值得怀疑。
休谟认为:过去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明天太阳仍将从东方升起——休谟难题,其实与守株待兔难题是一样的:农夫昨天见到一只野兔在树桩上撞死,并不意味着今天、明天还能碰到更多的野兔撞死在树桩上。
当然,人类并没有因为出现休谟难题、害怕太阳不会照常升起而集体疯掉。休谟认为:一切逻辑、经验、知识乃至理性,都无法给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以有效证明,唯独信心能让我们在夜晚安然入睡;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巴斯噶亦云:“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如何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
“安史之乱”中,大唐名将郭子仪提师自西而东,一路出潼关、过函谷关,意在收复东京洛阳。对于这场决定大唐命运的战役,郭子仪实在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新唐书·郭子仪传》云:“天宝末,盗发幽陵,外阻内讧。子仪自朔方提孤军,转战逐北,谊不还顾。当是时,天子(玄宗)西走,唐祚若赘 (旌旗上面多余的飘带)……”而此时,等待郭子仪的是:安庆绪已经指派大将严庄、张通儒率领15万大军,“旌帜钲鼓径百余里”严阵以待,“(王)师至新店(在今三门峡市陕县西),贼已阵”——双方都在小心试探对方,“最后,贼以二百骑掩军,未战走(意在引诱郭子仪进入圈套);子仪悉军追,横贯其营。贼张两翼包之,官军却。(李)嗣业(李嗣业是大唐名将,是役与回纥合兵,担当前锋)率回纥从后击,尘且坌(扬尘),飞矢射贼,贼惊曰:‘回纥至矣!’遂大败,僵尸相属于道……”
郭子仪杀了个回马枪,把叛军压回到东京洛阳——但洛阳能光复吗?郭子仪心中仍在打鼓!
当他率军挺至今日三门峡市陕县之东、洛阳在望时,还在奈何桥上徘徊的他,“亲礼圣迹”,走进了定林寺(空相寺),而达摩,无疑给了他“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阐化梁朝后,至河南府□□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定林寺),遗塔见在。其所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空中钟梵,往往得闻。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自经 圣代,未蒙旌异。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 上闻,特加崇饰。今若缄默,有负曩诚。臣子之情,伏希 圣察。特望 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度柒僧庶,上资景福,下遂愚衷。”
这是772年郭子仪奏请代宗皇帝以偿其愿的上表,而他“亲礼圣迹”,时在757年之肃宗时代,是时已过15年矣。
离开空相寺,郭子仪挥师东进,严庄等却挟安庆绪过黄河,走相州(今安阳):不但洛阳唾手光复,且“河东、河西、河南州县悉平”,郭子仪“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入朝,帝遣具军容迎灞上,劳之曰:‘国家再造,卿力也!’子仪顿首陈谢。有诏还东都,经略北讨”。
《汾阳王置寺表》颠覆中国禅史
2004年2月29日,空相寺僧人、护法居士在挖坑栽树时掘得一通唐代碑刻《汾阳王置寺表》——汾阳王,就是大唐一代名将郭子仪。
这块唐碑的出土,复原的不只是空相寺的历史;它改写的,当是一部中国禅宗史——郭子仪与达摩在“安史之乱”期间于空相寺的这次“互动”,翻开的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壮丽史诗。
《汾阳王置寺表》横空出世,当为敦煌经卷发现之后,又一改写中国禅宗史的伟大发现。
此前,无论“五四”之后的胡适,还是当代禅宗研究大家印顺法师,都把达摩之所以能被大唐皇帝授予“谥号”,归因于神会。岂知,在新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中,郭子仪奏请皇帝“特加崇饰”达摩的根由,竟是他“心发至愿”,就当还愿:“今若缄默,有负曩诚。”其与神会,沾不上边儿。
史料的匮乏,让胡适与印顺只好把各种资料垒在一起,进行“推想”。
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据陈宽的《再建圆觉塔志》(《唐文拾遗》三十一》),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抗表乞(菩提达摩)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复东京之明年为乾元元年(758年)。在那个战事紧急的时候,郭子仪忽然替达摩请谥号,这是为什么呢?那一年正是神会替郭子仪筹饷立功之年,神会立了大功,不求荣利,只求为他的祖师请谥,郭子仪能不帮忙吗?这是神会的手腕高超之处。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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