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上午4时许，日军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在十几辆坦克、十几门野炮、山炮及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傅部前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三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8时许，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电话通知傅作义到北平商谈要事，傅答曰：“正在激战中，不能离开。”遂派军参谋长苗玉田去北平。何见苗后即说：我们与日军停战，已于昨晚达成协议。你们可马上撤至既设阵地。并要苗给傅传令。在三个小时内，苗给傅打了四次电话，傅均回答：“仍在激战中。”并说：“自孙兰峰团增加上去后，战斗迅速好转，我军此刻已收复数阵地，但日军仍在向我争夺中。”最后，何迫不及待地写了手令：“五十九军立即停止战斗，向高丽营附近集结撤退，详情另电。”傅接到此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气愤地对陈炳谦说：“这样的战斗打得毫无价值，牺牲了这么多的官兵，他们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战士们能死而瞑目吗?”陈炳谦等人劝说：“别人都已停战不打，仅我们这点部队也难以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战撤退，只有服从。”傅却说：“必须日军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能后撤。”后经过交涉，决定双方同时后撤，傅作义才忿然下令撤兵。此役傅部牺牲三百六十七人，日军阵亡二百四十六人。长城抗日战争最后的一场恶战，就此宣告结束。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抗日之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务报均以大字标题登载报道。天津《大公报>)以“以血肉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千多次，使敛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赞誉第五十九军官兵。全国及海外各阶层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送来“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等锦旗。蒋介石也来电慰问，奖洋五万元。阎锡山奖洋五千元。日本报纸对傅部之勇敢善战甚表惊叹。日本《朝日新闻》上曾登载有如下一段：战地离北平城只有六十余华里，如不是傅作义部的精锐部队阻击我军，日军早已进入北平城了。

    6月28日，傅作义奉北平军分会的命令率军返回绥远。途经张家口，市民设茶摆点，夹道欢迎。冯玉祥特到车站迎送，并向傅祝贺说：“你们是抗日胜利的英雄部队。”

    傅作义返绥后，将长城抗日牺牲的阵亡将士忠骸收敛安葬于城北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树立纪念碑。请胡适作了一篇白话体的长文及铭词，由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之铭词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大青山公墓碑竖立未久，华北局势转变，此碑加以掩盖，傅作义在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此”四个大字。

    1934年，傅作义又奉命在宁(宁夏)、绥(绥远)边境，解除孙殿英部的武装，将所缴武器全部上交蒋介石、阎锡山。

    傅作义于1935年4月，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时年四十岁。

    1936年，傅作义下顾蒋介石“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成功地进行了绥远抗战。

    早在1933年日军夺取热河省后，就策划对绥远的进犯。1935年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同时扶植民族败类，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还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1936年1月，日军指示李守信部侵占了察哈尔以北六县，妄图进而侵占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更进而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塞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割断与苏联的联系，实现其“满蒙政策”。

    面对险恶的局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首先在以下三件事情上和德王作了坚决的斗争：绥远省政府一向在百灵庙等地设关卡，征收鸦片的过境税，每年收入为二百万元。德王勾结日本特务，和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串通一气，将西部各旗的鸦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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