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军退过黄河，阎锡山特派傅作义去沈阳联络张学良，请求奉军予以支持，未获结果。9月中旬，张学良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主持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汁。阎锡山逃往大连后，所部归张学良节制。

    傅作义从沈阳回到天津，灰心丧气，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外界攻击，多把战败责任归咎于他。傅愤恨交加，痛不欲生，有中天晚上，他举枪对著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由于家人及时拉开其右手，弹只中左臂，未伤及要害。

    1931年1月，经张学良推荐，傅作义就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第七十三师师长，8月又委为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剿匪。当时全省大小土匪不下四五十股，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他将第三十五军分驻于丰镇、包头一线，经过一年多的围剿、追歼，先后消灭了以王英、杨耀峰(杨猴小)、苏雨生、李根车四人为头子的四大股土匪数万人，只剩苏美龙一股逃往察北，被编为张北县保安队。同时，清查户口，组织联保，发动检举，挖出隐藏的土匪，枪毙后挂人头于电线杆上，实行严酷镇压和威慑。

    傅作义曾在告全省人民书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在建设，建设的首要在民生，这当然是施政上根本不易的原则。他自接任绥远主席起，就从“官贫民富”著手，整顿金融，稳定物价，开源节流，扩大流通，兴利除弊，使绥远财政扭亏为盈，到全面抗战时，绥远库存现金八十四万元，白银二百一十万两。另外，注意整饬吏治，禁烟禁毒，扶植工农业发展，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减轻人民摊派的负担，修筑绥远到新疆的公路，使绥远省的面貌大为改观。

    傅作义在绥远期间，以“冶军、治水并重”为指导思想，指挥部队协助地方兴修水渠。仅后套地区军工所修渠道，宽十五米以上的干渠达一千七百公里，三米以上的支渠超过五千公里。有些大水渠可以航船、养鱼。当时的河套地区，渠道纵横，流水遍地，水浇地面积达一千万亩，生产发展较快，经济比较繁荣，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美称。

    傅作义主张“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他很欣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说，特派人到山东邹平县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考察、学习，并邀请河北定县及河南镇平县两地派人来绥远辅导绥政建设。后又成立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自兼主任，结合绥远情况，推广了“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建设，并试办合作农场、信用社。此外，对绥西的土地制度进行整理改革。

    傅作义还注意维护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陈长捷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陈任伊克昭盟守备司令时，不详察地方情况和民族关系，不顾蒙古族同胞的反对，强行开垦草地，因而导致发生了“伊盟事变”。傅闻讯后，即将陈撤职，调离伊盟，又亲自做了些善后工作，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年10月，共产党员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傅作义获悉关押在归绥第一模范监狱的“黄敬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给予格外的关注。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助。后来，何应钦两次来电，第二次还打著蒋介石的旗号，命傅押送“黄敬斋”到北平行营处理；阎锡山等人也要傅把“黄敬斋”解送给他们，傅均托辞拒绝。王若飞在狱中不断给傅作义写信，内有《关于国共两党优劣的比较》、《劝傅作义抗战书》、《进步论》等。傅也常派人将王接到自己的住处，交谈至深夜。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傅作义才派人将王若飞护送至太原。嗣后，傅和王的交谊日深抗战期间，王调重庆中共办事处工作。傅每至重庆，王都亲自登门晤谈。他还常对自己的部属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傅作义就与晋绥将领徐永昌等十五人联名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必须坚决抗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能保卫祖国。”他经常在各种军民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反对妥协的主张，要求部队以抗日救国思想为主旨，从各方面向部队官兵进行教育，并规定部队早晚点名后，齐声高呼“保卫祖国，誓雪国耻”、“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与此同时，以日本侵略军为假设敌，针对敌惯用之战术，拟定各种想定。举行攻守战斗演习。

    1933年1月5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傅作义便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上前线杀敌。15日，他以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檩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率领第三十五军(临时番号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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