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士玮

　　杜士玮：开始我读你的《水乳大地》时没能看进去，因为一见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我就发晕，地名、人名、风俗习惯等等和自己太不一样，一点不了解，就很难一下子消化的。后来邱华栋批评我，让我读一读试试。友人也从旁叮嘱，说它写得不错，怪了，你怎么就欣赏不了写藏民历史的小说呢？国外的小说你都那样爱看的。他们
　　的意见触动了我的兴味，这才慢慢读起来。我读书的速度特别慢，尤其是看沉甸甸的作品，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脑子里过，把来龙去脉、里里外外摸清楚。总算突击下来了，方觉到它的凝重、浑厚，像是从苍茫浩瀚的秦岭深处走出来似的，有一种“挣脱”后的快悦感。许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阅读《水乳大地》的过程就是在向“往我”挑战的过程。《水乳大地》是一座关于藏地文化的海洋、历史的海洋、地理的海洋、风物的海洋，让我体验到了一种特别复杂的、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滋味的、混混沌沌的感受。阅读已如此难人，就别说把它构思、创作出来的作者本人，一个对藏地民俗文化原本也是一无所知的“外人”，为此又付出了多少。
　　范稳：我在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城长大，1962年生；1985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宣传部，1990年调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现任《边疆文学》副主编。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知青经历，磨难不多。写《水乳大地》花费了我整整四年的时间，前两年几乎都在跑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在城里呆的时间稍长一点心里就不舒服，就渴望着在藏区新的一次旅程。
　　从1999年到2003年，为写这部书我在藏区跑了大约有十万多公里的路，除了阿里地区还没有去过外，西藏的其他地区都跑遍了，尤其是藏东一带。旅行方式从乘飞机、火车、汽车到骑马、走路。我经常一人在藏区的村庄里一呆就是十天半月的，除了在火塘边倾听藏族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外，还感受到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我在教堂里看书、写作、帮修女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赢得她们的信任和帮助，参加教民们每日早晚的弥撒，体验一个有信仰的普通藏民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情感。对于藏传佛教徒，我随他们一同去神山朝圣，在漫长的朝圣路上捕捉他们对雪山的感情，他们对待自然与神灵的精神方式。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的书本都不能教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作家绝对凭空想象不出来的。“在现场”的感觉和“想象”现场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种文化，你就得承认人家眼中的真实。一个藏传佛教徒眼中的雪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的山，而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神灵，他骑白马着白袍，他可以有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既是神性化的，也是人性化的。有关他的种种传说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心里都是真实的，都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过的历史。至少，在文学上，这种神界的真实是存在的。选定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就像当年在大学里选定了一个专业。你要学会“用藏族人的眼光”看眼前的雪山、森林、草原、湖泊和天空中的神灵。在那里，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世界以及身边的环境都被神灵的意志所占据。从天空到大地，从神山、圣湖、圣城到经幡、玛尼堆、寺庙、喇嘛等等，神灵的身影无处不在。而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在神灵的关照之下，从生到死，从今生到来世，他的现实生活就是一种与神相伴始终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沉重，也不压抑，只要你有足够的虔诚，你就会活得飘逸、单纯、轻松、真实。即便神灵的身影在雪山上飘飘幻幻，在一个藏族人眼里那绝不是幻觉，而是一种真实。为了帮助记忆，我还在藏区拍下了近万张图片，记录下一切民风民俗和有文化特色的东西。阅读了约一千多万字的各类书籍，包括藏族、纳西族的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方面的书，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文化的书以及外国来华传教士的史料和有关书籍等。记住了上千个神灵的名字、颜色和化身能聚集人气的地方。
　　杜士玮：做到了这些，你也就有了写出一部“神灵现实主义”作品的基础。那么你写作的动力在哪里呢？
　　范稳：我已不需要靠稿费买米，为什么不去写一本自己真正用心、真正感动的书呢？
　　杜士玮：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你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范稳：我不满拘泥于“中国文坛流行什么”，边缘地带的青年作家受视野、学识、经历、地域、文化边缘以及文学姿态等方面的影响，就跟风什么，那样既没有多大的突破，也无法提高自己。至于那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我也是越写越失望，越写越萎靡。一些小感觉，小波折，小悲喜剧，当时觉得不错，时间一长，甚至要不了一年，就会感到那不过是一些重复的情感和杯水风波以及累赘罗嗦的话语在堆积罢了。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当下的生活，差不多也就是那些套路，日子过得很平和，情感历程人人大体相似，爱与不爱、幸福与不幸福等等，没有那种波澜壮阔、大悲大喜、超出你想象力的东西。一个省有两三个作家去折腾这些东西，我以为也就差不多了，所有的作家都去扑这些顺手拈来的题材，那真是中国文坛的悲哀。机会来了，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扎西达娃、阿来、江浩、曾哲、彭见明、龙东和我等七位作家走西藏，七个人各自走一条进藏路线，沿途作文化考察和采访。我走的是滇藏线，那次活动彻底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向。我发现了教我如何写作的大课堂——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它悠久传奇的历史。自此以后，我开始用一个作家的眼光来审视一些我们平常在都市的世俗生活从未见识过或者很少思索过的命题，民族和他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自然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与人性的关系，与人的命运的关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座富矿。但是你得先认识它、学习它，然后知道如何去开采，你还得掌握挖掘这座宝藏的技术。当然，在一个与你的文化背景迥异的地方想学到东西，你必须具备以下起码的素质：勇气，爱心，谦逊，虔诚，坚韧，刻苦。
　　杜士玮：你做得比较成功，完成了自己文化基因的转体，成为一个承载了藏族、汉族、纳西族三民族，天主教、喇嘛教、东巴教三宗教的“大使”，并对外来宗教、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爱情传奇等在本土相关元素挤压下，在冲撞、吸纳、交融过程中，具体的行为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化，演化背后人性的裂变、孤独、抗争、呼号、挣扎、感恩等，作了传神入化的描写，展现了多元文化从最初的接触、交流、角斗，到最终的理解、并行无碍的整个历史的流程。像“上帝”完成了它的“创世纪”一样，像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地来到他们的上帝耶和华所在的“西奈山”一样。在这段历史里，人们显出了在绝苦之境中求生的力量，奋发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以及谋取美好爱情的力量，在悲剧的凄美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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