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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在书里提了一些您在藏区的游历，您说您开始关注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的东西，比如生命的密码。您在小说里描述了很多超自然的，比如回阳人，很多读者，包括我自己非常感兴趣。还有一段是提到提布卓玛的一个老妇人，这些事情是真的吗？
范稳：有些事情是我听人讲的，通过采访听到的，有一部分是我亲身经历的。刚才我们谈到了西藏是一个神灵与现实相互交织的社会，我们到藏区以后可能突然觉得自己进入了神的世界，不仅是一种自然的感官，而是周围这种环境乐观氛围，让你感觉到你落到了一片有灵性的土地，比如到了藏区，那些高大雄伟的寺庙，你看见了雪山，当地人告诉你这是神山，它有名，有姓，甚至有妻子、孩子、情人。
主持人：这些山是吗？
范稳：对，它不是自然的雪山，是一座神性的雪山，甚至当地人认为这样一座神山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直在保护着他们，保佑家庭平安、吉祥等等，任何东西都有神性的色彩，雪山、圣湖、森林等等。可能就不是我们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解释的东西，更不用说一些传说，有些传说可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它的时候说这是封建迷信，这是不可信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作为作家，姑且不说它是唯物还是唯心，我们作为作家，只是以一种文化的眼光去审视它，以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它。比如它的传说，它的传说里面肯定有它的文化含量。雪山作为神山也有它的文化含量，我们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去描述它，去审美它。至于有些人传说，说到像回阳人，回阳人是西藏宗教里的一个好像通过看一些大师们的书，确实有存在过这样的依据，或者是可以有查证到的人。我在书中也有提到，在西藏的一些现象，有些科学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死了可以活过来，我们现在的医疗科技可能对有些现象都不可解释，你为什么会对藏族人，对他的这一套解释，跟神灵相关的解释，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现代的高科技来阐述、诠释这件事，这个人死了又活过来，他们可能有他们那一套世界观或者是诠释方法，比如生命轮回等等，用他们的这种跟宗教有关的一套理论来解释。
主持人：在小说里面，从“佛性”那一章到“解脱”那一章，主角阿拉西的转变过渡有点快，我当时有一点不理解，您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转变？
范稳：这个问题在作品讨论会的时候也有作家提到，认为这一点写得不足。但是我在写作之初专门有一节写他的转变。后来把它拿掉了，拿掉了以后……
主持人：曾经是有的。
范稳：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们汉族人看来好像这里面应该有一个铺垫，比如我们身边有一个人突然要出家了，肯定是经过了什么打击、刺激，他才出家。实际上在西藏，一个孩子出去做喇嘛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一个孩子上大学一样，非常正常。
主持人：是顿悟吗？
范稳：不是顿悟，就是社会传统。比如一个家庭有两个、三个孩子，肯定有一个做喇嘛，这是在过去，非常自然。而且家庭本身感到很光荣，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首先说到藏民问题，好像把它认为非常自然，就像我们说送孩子上大学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不上大家干吗？这就是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民族的习俗，或者是宗教的信仰等等，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当然这个作品中的人物要出家去做喇嘛或者是去朝圣，对他来讲可能有一点外因，比如他的家族跟另外一个家族打仗，他的家族打败了，他走投无路，靠这个才能拯救自己的家族，可能还有自己内心的忏悔和反省，我杀了人，有血债了，就有一种罪孽之心。
藏族人的忏悔意识还是很重的，心中始终对神是一种敬畏的心态，非常重。当他做了这些他认为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洗清自己，这时出家做喇嘛，去朝圣，不是要经过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者是要到处去论证，可能就是一种很顺其自然地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写了一段，又拿掉了。可能我没有考虑到我面对的是汉族的读者居多，汉族人面临这种文化的时候就觉得有所障碍。就像我在藏区经常跟他们聊天，他们谈到我们的家庭生活，说我们孩子要上重点大学，要花多少钱，他说你们就让他自己放牛、赶马就完了，就成长起来了，何必让大人操那么多心呢？这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主持人：您这部小说说教的意味有一点浓，您希望读者从中获得什么？您好像有大量的描写段落是来阐述他们需要悲悯，您是希望读者从中获得这样价值观的认同还是什么？
范稳：不是这个目的。实际上一部优秀的小说，如果被贴上说教的标签是很悲哀的。涉及到有关信仰的小说，可能有一些理念需要说清楚。尤其是涉及到西藏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可能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或者是抽象的东西，写作起来，在具体操作上比较困难一些。比如各个教派修辞的方式、方法、显宗、密宗，我是希望把这些东西都囊括进去，通过我书中人物的命运，让读者认识这个信仰究竟是怎么回事，精神世界是怎么样构建起来的，藏传佛教这些宗教的路径是什么事情。
我当时的思想是想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可能汉族人对宗教比较陌生一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阅读起来可能有些障碍，有些陌生。当然也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把它写得更形象一些，更好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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