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你的创作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能谈谈你的早期创作吗？

    范稳：无论对谁，早期的创作应该说都是一种文学阅历和积累。我人生成长的年代正处于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１９８５年大学毕业走入社会时，文学尚显得崇高和纯粹，这种时代背景下我立志要当一名作家。这个当年的愿望至今不反悔也未曾丝毫动摇或改变，这让我很庆幸。像所有的以写作为职业和人生理想的人一样，我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写作，而不是做其他。

    从题材选择上看，我写过校园文学（大学刚毕业那两年），也写过地质题材的作品（毕业后在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工作了五年），然后写城市题材的东西（１９９０年以后），还写过历史题材，主要是解放以前的四川民间生活（袍哥帮会题材），遗憾的是我已经离开四川那个环境了，仅靠儿时的记忆和资料写作。我的前两部长篇都是写这个的，但是不成多大气候，算是一次训练吧。

    写长篇就像跑马拉松，需要长期的训练和体能积累。谁都可以写长篇，就像谁都能完成一趟马拉松，即便那几十公里的距离跑不下来，走也能将它走完。

    马季：藏区生活与你的文化背景悬殊很大，你是如何踏上这条创作道路的呢？

    范稳：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你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你就必然受到这一文化的熏陶。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是上帝赐予的，我们改变不了。直到今天，它还是困扰我写作藏区题材时的一个障碍。我在努力地弥补自己与藏文化背景上的差异。１９９９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组织七位作家从不同的线路进西藏。我走滇藏线，由此，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也开始学会用人文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留给我们的遗产。

    这条路径，我以为就是学习和感悟。以谦虚的精神学习，以人文的思维去感悟。很多作家艺术家本来是汉人，但是他们发掘出了其他民族的优秀艺术遗产。音乐家王洛宾先生对新疆民歌的开掘、再创造与弘扬，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有谁能像王洛兵先生那样对那个民族、那块地域有如此深刻的爱又浇铸了如此深厚的情感？我想他当年也是在借鉴与学习、体悟与创新之后，才为我们奉献出这样多优秀的音乐诗篇。

    《水乳大地》让我知道自己该写什么

    马季：我相信，一部好作品不仅会给读者带来惊喜，对作者同样也是有所反哺的，几年过去了，回头看看，《水乳大地》带给了你什么礼物呢？

    范稳：这个大礼物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路子。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凑热闹的，知道一个民族丰富灿烂的文化足够一个作家、文化人学习一辈子，并且，是他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马季：有人认为，你是找到了藏区生活这个鲜为人知的特殊写作资源，才写出好小说的，你这样认为吗？

    范稳：我承认。这是民族文化的滋养和生活的馈赠。我一点也不否认藏文化对激活我创作灵感与动力方面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至于我对其他的民族文化都无暇他顾。我坚持这样的观点，一个文化人选定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就像我们上大学选定了一个专业，今生你就靠这个专业吃饭了。

    《悲悯大地》：信仰即命运

    马季：在你的作品中，关于精神、肉体以及爱的主题，都是民族化宗教化的，你觉得什么最能体现藏民族的精神特征？

    范稳：针对藏族这样的民族来说，信仰是最关键的。一切都离不开信仰，都打上了神性的烙印。因此我作品中的宗教情感我认为始终是表现这个民族精神特质不可或缺的东西。任何一个外来者对藏民族的敬意，首先是对其虔诚、坚韧的信仰状态这个角度去观察体味的。有趣的是，没有信仰的人看有信仰的人，目光总是充满好奇；而有信仰的人看没有信仰的人，眼睛里总流露出悲悯。在藏区，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每一个藏族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浸淫在他们骨血里的东西。难以想象一篇表现藏区生活的作品而不写到这个民族的信仰生存状态。因此我以为，要表现这个民族的精神特征，向他们的宗教文化学习，也就是在向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灵魂学习。

    马季：作为一个汉族人，西藏的“民族灵魂”给了你的创作什么启发？能举一个你和藏人交往或者交谈的例子吗？

    范稳：要过有信仰的生活。尽管你可能不相信神灵世界，不相信上帝，但是你要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在藏区的朋友实在太多了，从州委书记、州长，到村长和高山草场的牧人、赶马人。每一个藏族人都有让我感动的地方。和他们交往常常让我感到仿佛回到了一个纯真的年代，无论是在一起喝酒唱歌，还是共同经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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