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方式，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不同的是，魏晋六朝道玄思想盛行，“朝隐”、“心隐”有其相当广泛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儒家的入世有为的积极人生观也成为人们的人生选择，除非功业不成，抱负不展，方才解簪释履，归返山林，甚或“身在江湖，心思魏阙”。东方朔选择庙堂为其隐身之所，也许还只是他的大话。他的避世全身与一般隐士的隐居大有不同，关键在“全身”二字。朝廷既是求仕者纡青拖紫，男子汉大丈夫擎云缚鲲的名利场，弄不好也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的是非地。东方朔深知此道，他想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取现世的功名，但他不想因此付出不必要的牺牲，所以他就要讲究策略，滑稽、佯狂就是他“全身”的策略。他要以调笑一般的方式来调剂因“直谏”可能带来的麻烦，或因显得太有经世之才能而招惹来的嫉妒，以及谗言，于是“秽德似隐”。这也就是“度”。因此东方朔的“朝隐”思想与魏晋时期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有所不同，这是现实背景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

　　东方朔在文人心态史上的意义在于，他瓦解了世俗常规，解构了一向被视作世人应奉守的礼义伦常，而保持“道”的内在精神。他的思想既属于儒，也属于道；似乎又既不是儒，也不是道，而是两者兼行。在专制集权日益巩固的形势下，既保存自己的生命，又维护了自我人格的尊严。他的重要变化是将“士”原本锐意进取的外在行为“弱化”或“隐性”地转化为一种内在精神。这种弱化或隐性化正是东方朔得以在朝而隐的先决条件，它也反映了大一统政权建立之后，士人的人格精神更加内在化的趋势，这一过程也是士人人格不断弱化和女性化、文人化的过程。从文学角度观之，原来的凌厉飞扬之气逐渐在隐匿，文章辞采声调的斟酌推敲，取代了文章内在的气势。这几乎也是整个文明发展的趋向，即精致化，精密化。“文明”未免都带着“女性化”，像文质彬彬的书生，温文尔雅的绅士。文明程度越高，此特征越明显，文明的男性也就不断进行心理阉割，倒是那些粗鄙不堪的君主保留着更多原始本能。被“阉割”的文明人，其原欲也由生理层面的发泄，升华为心理层面的净化。文人的出现及其这个队伍的不断壮大，乃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东方朔之作为便是一定历史阶段不可避免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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