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吴伟《东方朔偷桃图》东方朔诙谐滑稽的性格使得后世常以其逸事作为画题。此图描绘东方朔从西王母处偷得仙桃后，匆匆逃跑的情景。

　　如果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洗耳翁”许由算起，中国

　　古代的隐逸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如果按照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中隐》诗中的概括，中国古代的隐逸形式大致有大隐、中隐、小隐三种。依此来看，汉代的东方朔要算是中国大隐形式的首创者，也是大隐智慧的代表人物。

　　东方朔，字曼倩，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钦风村)人。东方朔的一生大致可以第一次得官做常侍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滑稽求官时期，后期即直言切谏时期。无论是前期的求官，还是后期的直谏；无论是第一次应诏上书，还是后来的“陈农战强国之计”，东方朔都是为了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进而“为天子大臣”，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然而，终其一生，东方朔并未获得汉武帝的政治信任和重用，“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反而被别人视如倡优，以喜剧人生开始，而以悲剧人生结束。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黑暗、不公、残酷和凶险的东方朔，总结了历史和人生的经验教训，开创并实践了大隐的处世之道。

　　东方朔的大隐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据地歌》和《诫子诗》中。《据地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简短的二十八字的歌吟，思想明确，感情真挚，语言平实，是东方朔大隐哲学的诗歌式自白。在朝廷间避世，隐身于区区郎官的地位而不求显达，就是东方朔的“大隐”。《诫子诗》云：“明者处世，无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慧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首八十八字的整齐庄重的四言诗，是东方朔的“顾命之作”，也是东方朔大隐思想全面、深刻、集中的表达。

　　东方朔的“大隐”就是避世金马门，隐居于朝廷。之所以称之为“隐”之“大”者，是因为隐逸于朝廷属于深藏不露，所谓大隐无形。朝廷岂是隐逸之所？这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因为在东方朔之前，隐居避世之士大都选择远离朝廷的深山幽林或田野蒿庐，前者如伯夷、叔齐，后者如长沮、桀溺。而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隐逸凸显的是隐逸主体对自我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维护。至于隐居山野或朝廷，那只是形式问题。如果过于看重形式，拘泥形式，而不执守隐逸的内在旨趣，那反而极易走向其反面，走向如唐朝卢藏用那样的“终南捷径”。尤其应当强调的是：东方朔的大隐思想，视自我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同等重要，它并不主张只有精神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

　　伯夷、叔齐原是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纣，他们扣马而谏；武王灭殷，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最后双双饿死于首阳山。古人以他们为高尚守义的典型。东方朔也曾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效法的楷模，“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但是，东方朔认为，伯夷、叔齐远离朝廷，隐居山林，不仅于现实政治丝毫无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成就了高尚的精神节操，却在生活困顿中双双饿死，没有保全自我的生命，这种“贵心伤身”的处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肥遁无不利”的义理的，也不符合道家的养生之道。他们与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们有何区别？所以，尽管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东方朔却直言“首阳为拙”，不取其道。

　　柳下慧的事迹在《论语》、《孟子》中都有所记载和评论。他为鲁国仕师(狱官)，“三黜”而不离开父母之邦鲁国隐避他乡；他不以侍奉污君为羞辱，也不以官小而辞掉，在朝廷上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办事奉行自己的原则。他被遗弃也不怨恨，身处穷困也不忧愁。即使是与乡下佬相处，柳下慧也高高兴兴地不忍离开。他的名言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由此看来，柳下慧是一个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洁精神的两全其美的智者。所以，尽管孔子评说柳下慧“降身辱志”，但东方朔仍然称赞“柳下为工”，并效行其道。

　　总的来说，在秦汉之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士人在政治上是有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在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士人政治上的独立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至高无上的皇权、势力无边的皇威使得封建士人在人格上由独立自由转变为依附侍从，甚至有时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东方朔所处的汉武帝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东方朔对封建帝王的独断专行、官场吏治的黑暗不公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答客难》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人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简直是无所逃遁！从《嗟伯夷》来推想，东方朔很可能曾一度想像伯夷、叔齐那样隐居山林，但他最终决定不辞小官，“以仕代农”。但是，在朝廷为吏，却又不能阿谀逢迎，失去正直为官的原则，还要保持高尚的节操和高洁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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