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相信天道是公正的，善恶最终都有其报。但是古往今来，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却有一个现象，即善恶之报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反派人物最终有身败名裂的，也有寿终正寝的；正直之士有功成名就的，也有壮志难酬的。其中缘由固然有不可逆知的命运玄机，也有超出世俗道德伦理判断之外复杂的人性因素。但是，若从“道”的原则来说，社会人事也有种种不可逆的游戏规则。除了社会通常奉行的一些明规则，比如多劳多得、礼尚往来等等之外，还有一些不为社会道德规范所认可的潜规则，如吴思《潜规则》中所谈到的许多具体规则。对这些规则我们不想再作讨论。我们只想说明，在许多明规则、潜规则之背后，还有一条最根本的规则，它就像“道”一样为所有的规则所尊奉，这就是“度”。为善也好，为恶也罢，玩得过度了，都会失手。把握好“度”，应是“元规则”。

　　从屈原到贾谊，再到东方朔，我们发现虽然他们各自的境遇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在对一种现象表示不满，即“逆淘汰”。他们都把自己当作社会正统力量的代表，指斥另一部分与他们对立的人或势力。按理说，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它必然要宣扬或灌输正面的价值理念，强调遵守正统的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在屈、贾等人的笔下，以及后代无数的诗人作家的文章里，反映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正面力量敌不过那些反派势力。世道昏昧正如屈原所感叹：“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那一些在他们看来的反派人物，背弃社会正常的法规，扰乱了格局，于是出现“逆淘汰”现象：
　　
　　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然而蔽之。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以上《离骚》）

　　憎愠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慨。（《哀郢》）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

　　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以上贾谊《惜誓》）

　　鸾皇孔凤日以远兮，畜凫驾鹅鸡鹜满堂坛兮。……铅刀进御兮，遥弃太阿。……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瓦瓯登于明堂兮，周鼎潜乎深渊。……（东方朔《七谏》）

　　“逆淘汰”的结果是贤者被疏离或走投无路，不肖者获得既得利益。这是站在“贤者”的立场所作的价值评判。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不做贤与不肖这种二元对立式的道德判断，只以成功不成功或得势不得势来衡量，即“以成败论英雄”，会发现成功与不成功的群体中各有贤与不肖者。这么说贤与不肖不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关键是你如何处世，把握好“度”。这是其一。当然，这里所说的成功是“现世”的“成功”，是世俗层面的成功，或者用“得势”一词更合适。其二，从更大的范围看，则又是另一番情景，那就是现世志满意得的不肖者被后人唾弃，比如秦桧。现世穷困潦倒或壮志难酬的高风亮节之士，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旌表，比如岳飞。所以说天道是公正的，孔子说“求仁得仁”就是这个意思，问题是你求的是什么？

　　“逆淘汰”现象产生的原因大体有几种：一是当事者有高出当时世俗常规价值体系的远见卓识，故不为时人所接受。二是当事者具有独立的人格，不想与俗众同流合污。从最高统治者以下至社会基层，基本上呈金字塔形状。思想前卫的人在各个时代都只是少数，特别是先知一般的哲人诗人，他们是预言家，但是他们的思想往往并不为同时代人所接受，而成为先驱者。当然这些先驱者的牺牲不可能没有价值，他们获得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成功，而是社会的进步。但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话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在“逆淘汰”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下，一般人如何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成功？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度”的把握。从屈原到贾谊再到东方朔，都看到逆淘汰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是屈原只是对此感到疑虑痛心，以坚持个人的操守，表示对现实的反抗，所以他是一位先驱者，是烈士。贾谊更多的是表示无奈，他也想调整自己，甚至想引退，所谓“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之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惜誓》），可是他内心并没有真正超脱。他与屈原经历有所类似，但不如屈原执著，个性也比较软弱。

　　东方朔显然比贾谊圆通多了，他以自己的方式既达到进谏的目的，也保护了自身。他既不一味冒进，也不畏缩内敛，该谏则谏，该劝则劝，正说戏说，亦庄亦谐，不拘一格。“优哉游哉，于道相从”。确实做到“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一发明可谓意义重大。魏晋时期人们普遍推崇这种处世方式，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不同的是，魏晋六朝道玄思想盛行，“朝隐”、“心隐”有其相当广泛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儒家的入世有为的积极人生观也成为人们的人生选择，除非功业不成，抱负不展，方才解簪释履，归返山林，甚或“身在江湖，心思魏阙”。东方朔选择庙堂为其隐身之所，也许还只是他的大话。他的避世全身与一般隐士的隐居大有不同，关键在“全身”二字。朝廷既是求仕者纡青拖紫，男子汉大丈夫擎云缚鲲的名利场，弄不好也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的是非地。东方朔深知此道，他想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取现世的功名，但他不想因此付出不必要的牺牲，所以他就要讲究策略，滑稽、佯狂就是他“全身”的策略。他要以调笑一般的方式来调剂因“直谏”可能带来的麻烦，或因显得太有经世之才能而招惹来的嫉妒，以及谗言，于是“秽德似隐”。这也就是“度”。因此东方朔的“朝隐”思想与魏晋时期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有所不同，这是现实背景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

　　东方朔在文人心态史上的意义在于，他瓦解了世俗常规，解构了一向被视作世人应奉守的礼义伦常，而保持“道”的内在精神。他的思想既属于儒，也属于道；似乎又既不是儒，也不是道，而是两者兼行。在专制集权日益巩固的形势下，既保存自己的生命，又维护了自我人格的尊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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