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的滑稽之举，坊间有不少故事流传。至于“狂”，也就是不符常规，而常规是什么？即常人自以为是的陈规常理，它是为普通人或庸人而设的一套人生规则，超出这些规则，不“狂”即“怪”。但是历史上那些狂人怪人大多也是奇人。汉初郦食其也有“狂生”之号，即因他行为不同于常人，表面上他“衣儒衣”，“貌似大儒”，实际上他好奇尚异，自视甚高，自称“高阳酒徒”。东方朔一些狂怪之举，除了前面引到《史记》所说的一些事例之外，《汉书》本传也有一些相关记载。汉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四方之士皆上书言得失，自我炫耀者以千数。东方朔也来了，上了前面提到的《应诏上书》，“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但由于地位不高，不得见到皇上。终于，东方朔逮到一个机会，与随侍宫中的侏儒说，皇帝要杀他们，侏儒非常恐慌。此事最后闹到皇上那里，皇上问东方朔为什么要恐吓侏儒，东方朔发了一通言论，其中说到侏儒长仅三尺，我东方朔高九尺三寸，而我们都是得同样的俸禄，侏儒饱死，而我饿死，以为不公。武帝甚奇，“因待诏金马门，稍有亲近”。这种做法让人想到孟尝君门客冯谖要求提高待遇的故事。《西京杂记》还记载了一则东方朔以滑稽突梯的方式帮助武帝乳母的事情。

　　然而，如果把东方朔看成是完全搞笑的小丑式人物，即当时所说的“俳优”，那就错了。滑稽、佯狂都只是手段，东方朔的目的还是想参政议政。这从他留下来的几篇奏疏可以得到佐证。汉武帝时想建上林苑，并让吾丘寿王具体负责此事，东方朔知道后即上谏。这篇奏疏写得相当尖锐，认为天子建苑，“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乃劳民伤财之举，“非所以强国富人也”。由此可见东方朔相当勇敢。他不仅敢上谏皇上，也同样敢指斥皇亲国戚。驸马昭平君醉杀主傅，究竟是否治罪，武帝颇为踌躇。东方朔却借上万岁寿以谏，认为杀人偿命，无论贵贱。

　　东方朔也敢于指斥佞臣。董偃原是武帝姑馆陶公主身边的人，后大得武帝贵宠，有似嬖臣佞幸，与武帝关系甚暧昧。武帝想让董偃到宣室。东方朔上谏指陈董偃有三条足可斩首的罪名，坚执不让董偃入宣室。对此，班固有评论：“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不过，可悲的是，尽管东方朔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介入权力中心，企图达到参政议政的目的，但是周围的人，包括最高统治者，往往把他看成是俳优一类的人物。当时国家多事，自公孙弘议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东方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汉书》本传）

　　东方朔内心的真实想法往往也被他外表狂怪的举动掩盖了，以致当时及稍后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理解他。倒是班固似乎看出东方朔花样百出背后一些实质性东西，“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但是班固却认为“其滑稽之雄乎！”对于东方朔来说，若有意无意将之归为俳优之列，未免不公。他曾说：“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嗟伯夷》）东方朔的直言切谏，无所为屈，都是他独立人格的展示。滑稽诙谐乃是他用以自我保护的外壳。
　东方朔以无厘头著称，后代不少关于东方朔的传说，也大多荒诞不经，或与游仙或成仙有关。托名刘向的《列仙记》说：“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凡人。作深浅显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时，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传世还有托名东方朔作的《神异经》。可能这与东方朔文章中不时流露出游仙轻举之想有关，其《与友人书》、《十洲记序》等文皆有这方面内容。东方朔虽然没有明言他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他的处世方式具备道家哲学的智慧。其《据地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本传载）他在《诫子诗》中说：
　　
　　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东方朔集》）
　　
　　或许这才是东方朔行事为人的真正思想依据，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期，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种认识显然不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识，只能说它是东方朔个人所独有的智慧。当然，儒家学说中有“中庸”说，有“兼济”和“独善”说，也不乏安排进退出处的处世智慧，在这一点上，儒道有其相通之处。东方朔思想的核心应该是属于儒而非道，但他能够把握儒家所提倡的文武张弛之道，并用来自身处世为人，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贾谊生活的时代，是以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贾谊虽然也领悟到道家哲学中安身立命的思想，甚至也用来作为自我精神安慰，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使之成为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部分。黄老之学对于贾谊来说，主要还是着眼于政治的运用，而非主体自我精神的拯救。东方朔生活的时代已开始尊崇儒学，他却懂得吸收儒学处世之道，用以自保全身，作为其立身处世的思想依据。应该说这是东方朔与屈贾之所以遭遇不同的思想基础。

　　东方朔以后，不少文人学士都有安命保身思想，如班彪《悼离骚》云：“夫华植之有零茂兮，故阴养之度也。圣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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