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在移民

作者：麦天枢

西荒地的生存奇迹
　　陈德耀、刘见华、刘平子，个个携妻拖儿，十二口人。三道沟站下了火车，地不分南北，时不辨晨昏，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台拖拉机的拖斗。东倒西歪地走，前仰后合地摇，天已麻麻黑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三十多里以外的一处破羊圈。开拖拉机的帮他们把随身带的行李卸下来，顺手往圈里看羊的棚棚指一指，"突突突"地便走了。这时他们仿佛明白，他们落脚安身的"西荒地"，到了。
　　在初冬已觉刺骨的寒风中清醒过来，丢下妻儿，三个男人急忙去看他们的家：前后两个羊圈，共有三处看羊的草棚(看来，这是当地干部对移民的生存作过的唯一考证)，四处透风；有三间土炕，炕上，地下，全是半尺厚的羊粪，大约羊也久不居住了，炕上的羊粪结成了片，需要一块块扯下来；圈里圈外转了几遭，在一个角角里，找到了一眼井，还好，扔块石头下去，"咚"一声响，有水；出了圈四下里打量，方圆目力所见，看不到一处人烟(后来他们才知道，方圆三十里，他们是唯有的生命)，东边有垮了的水渠和长满芦草、早已丢荒的土地，那将是他们日后的责任田。
　　当晚，哭声打住，三个人家守着一口随身带的铁锅，用随身带的面粉，煮了一锅糊糊，没筷子，就用折来的干草梗，轮流在锅沿上吸吮；炕上铺一层柴草，十二口人挤在两个炕头上，拥着仅有的两床薄被，半睡半醒到天明(他们托运的行李三十五天后才到，他们就这样熬了三十五个夜晚)。
　　接着而来的日子，就只能拣其中紧要的说了。不然，这里的故事完全可以拉扯成一个不用虚构的长篇小说。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绿色的，一股羊粪味，便把所有的绳子、带子甚至两个男人的羊毛腰带结起来，刘见华的弟弟下去掏井。人刚下去，井壁上垮下来一块土，把十八岁的小伙子肩膀骨砸折了，拉上来，哥哥帮着捏了捏，用包袱皮吊起来，躺了两个月；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德耀踩着初冬的新雪，寻着拖拉机留下的轮印，到三十里外的镇上去买粮。背了五十斤重的面袋子回来，离西荒地还有五六里，一脚踩空，连人带面都掉进一个大坑里。坑是雨水下渗冲下的，近丈高，四壁光滑，力量耗尽也没能爬上来。时近半夜，羊圈里空着肚子等粮的人们终于耐不住，打了火把沿路寻过来，听到了坑里声嘶力竭的呼叫，七手八脚弄了出来。三个男人抱头大哭一场，站起来时，竟然没一个能背动那个面袋子；
　　--不到半年，他们新开的麦田里苗儿寸把高的时候，平子的媳妇生产了。儿子落地，用干渠里的沙子在土炕上铺了个小"床"，没剪子，是见华媳妇用镰刀割断了脐带……
　　初夏，他们老家的赵县长千里西上看望和慰问移民，不知怎么就摸进了西荒地。一听是"自己的县长"，老老少少拥过来，羊圈中央哭成一疙瘩。全要跟了县长回。老赵也哭了，擦擦眼泪看了棚棚和田，觉得这地方"地宽展"、"水也能浇上"，熬个年头就能"有出息"，一再动员他们"咬咬牙扎根"。临走的时候，县长把吉普车后箱里的一截麻绳留下，要西荒地居民换了棍子与布条结成的井绳……
　　当我沿着赵县长走过的路来到西荒地，的确看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了。羊圈里的粪，已被勤劳的主人起出来，堆成小山，那将是他们日后多年用之不竭的燃料和肥料；看草的棚棚顶上，四壁都抹了一层泥，已不再走风漏气透星星见月亮；几十亩地已开发出来，尽管燕麦与小麦竞长，芦草和玉米争高，一时半会儿还除不尽，收成却是不愁的，过去"学大寨"修下又丢弃的水渠也修补得有了个模样，虽说浇一次跑几十里路请求村长"给水"是个辛苦事，一年跑二、三趟也就对付了；他们三家伙起来，用移民补助款买了一头毛驴，一匹骆驼，算是畜力；羊圈里各家还养了五六口小羔羊，依见华的说法，三五年就成群了。
　　我们在屋里说过客气话出来，坐在圈外的黄沙地上聊天，聊过去，聊将来。见华作为他们中间"最会说话的"一个，已经是在完全"向前看"了：
　　"拖家带口人生地不熟，跑不了，要不当初我们也跑了。现在不，难时候已经过来了，庄稼收了两茬，粮食足够吃的，使的用的也都添了些，再也不想走不走的事了，闷下头就在这活吧。今年秋再开几亩田，草好，好好侍候这些羊，过日子也就够了……"
　　时至今日，那三道沟镇和三道沟村的镇长、村长，仍然没人想到要来这西荒地里看看。
　　或许，"置于死地而后生"，许多照顾甚周的移民，最终还不是一夜之间回了老家么?艰苦绝境之中，西荒地移民终于全部顽强地生存下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了他们必须依赖的土地。
　　然而，现代移民，毕竟不是一场战争。西荒地有效的移民"模式"，--当地干部"疏忽"般造成的事实，或许并不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道德所能够接受的社会行为。
　　下篇
　　另一种富饶与另一种贫困一
　　新大陆漫步
　　从一团棉絮就是一个家，山坡上挖个黑窟窿就是一户人的土地上跋涉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浓浓地沾染上贫困的意识，从心底里不断涌腾出对富裕、对丰衣足食的生活的深情渴望。于是，我不管这家的变化与那家的翻身究竟有什么不同，不惜时日，在河西，在黄河河谷，一村一寨，一家一户，尽可能地看过去，好像囤里有粮，炕上有毡的让众多世人早已不屑一顾的生活，真的就是天大的幸福，以至于到太原、到北京，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里之后，突然意识到当时自己多少失之于把持。然而，伏案静思，那些摆脱了精神和旱灾的双重困境，终于衣食有所着落的人家，总又像多情的初春花朵一样，鲜艳地绽开在我的眼前。
　　李玉平，三十不满，却是河西金塔第一代移民。我们见面，是在他新房建设的工地上，一个大院子，砖脚，土坯墙，六间新房已基本落成，主人正忙着砌院后的猪圈。在定西的山沟里，祖祖辈辈住土窑，传宗接代多少辈，他是这个家族里第一遭架新房，因此，他请了村里人作"顾问"，媳妇在还没抹墙泥的厨房里用一口差不多二尺大口径的铁锅下面条。坐下来说话，小李搓着巴掌上的黄泥，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说："人，还是挪动挪动好。老家熟惯，也轻省，就是没啥干的，吃的穿的都紧巴。刚来时心里也蹦蹦的，这三年过来，就踏实了，盖新房，光靠自己的收成是不成的，村上帮了些木头，国家拨料，四口人千把块移民款，凑起来就差不多了。住啥么，也不是个太大的事，要紧的是每年都不用为吃肚子发愁了……"说话间，他四岁的儿子跑过来，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冲着客人眨巴着一对虎虎有神的小眼睛。
　　或许，这并不容易的"挪动挪动"，对他这个家庭的定义还在将来。有朝一日，他的儿子能回老家的旱沟里瞄上一眼，就知道父亲为他做了些什么。玉平不用为吃穿发愁了，他的儿子在这不愁中若进一所书声呀呀的学堂里念上些书，学些他没有学过的东西，他的家庭就该为这个民族创造出另一代成员了，社会可能就这样实现着进步。
　　杜永贵，从生下来就没有"贵"过，在通渭夹山的缝缝里，古来只有雨水和窝窝头是金贵的。上了这河西，他真的就金贵起来了。队上家家种瓜，不论西瓜，哈密瓜还是白兰瓜，都甜得像加了蜜，就是发愁卖不出去，拉到旁边的部队基地，三分、五分一斤也要不了多少，这时杜永贵出来了，兰州、西安、武汉跑了一圈，全村的西瓜一下子就上了火车，全都是八分的价格。想不到，他少年时讨饭、青年时千里背粮，遇人遇事拉下脸皮磨的经历和耐心，如今全都成了不同凡响的本事。因此，村里刚建成的元明粉厂，选了他这个外来人当分管经销、采购的副厂长，一日价火车、汽车，县里、省里地跑世界，连皮鞋也穿上脚了。村长说起永贵来，脸上笑吟吟的："人这东西，看你把他放在个啥地方，世上有本事的聪明人多了，就是生对地方的不多……"永贵没"生对地方"，终于在千里挪动中，"挪对了地方"。一旦抛弃了对生身之土的依恋，将有多少生命因此获得勃勃生机?尽管社会学家与数学家都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杜永贵身上，我分明获得了我所期望的答案。
　　谭生民，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我在他不久前的故乡，会宁县任岔村的山岭上，细细地品味过赶着毛驴车拉水的老人艰难的步履和挟着锄把望天的大爷渴盼又凄酸的眼神，因此，在河西西岔村一处新房的炕头上，看着这位花甲长者笑纹稠密的脸庞，心里便生出一种难以言说又不能忘却的情绪。当年走，左掂右量，总是拿不定个主意，老人家卖了几张准备过冬缝皮袄的羊皮，便一路风尘来看河西地，来看河西人。一到这西岔，他就心动了：会宁地里种上几棵棒子，夜里人不看也得拉条狗，不然不等成熟就偷光了，可这河西田里西瓜多大个头，田旁边也没个看瓜的棚棚，场上麦子堆得黄拉拉的，夜里人都睡觉去了，也没个人去"摸夜"，就冲这不愁吃不愁穿处养出来的"人气"，老人家跟村长说妥，回去就连老伴带儿子全搬来了。进屋老人家一听是北京的记者，生怕你看不到移民的好处，领进套间里看存麦的囤子，拉到厨房里看他摞成一尺高的"锅块"，然后又蹲在炕沿上叹长嗟短地说"人气"："唉，活到老了，这才算有个安生，这辈子，懂事的那天起，哪一日不是牵肠挂肚过来的。"或许，谭老汉引为完满归宿的"安生"，对时下的读书人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有味道的"观念"，但对一个刚刚从饥寒中解脱出来的农家老人，大自然与社会，还能够赐予他什么呢?
　　…………
　　不幸的是，在被誉为大西北粮仓的河西同一片土地上，在人民币铺出来的黄河河谷灌区移民基地，不时地有一些意外的人和事突如其来，敲击着我们美好愿望的灵魂。
　　上午，县里管移民的老高领着我走进白草塬移民新村，是十点一刻。出了王家，进了文家，主人与客人便笑不出来了。当老子的拦住老高，说"没钱花"、"粮食也还不够"，进了屋里看，那生得像头犍牛的儿子，却还躺在炕上睡大觉。喊起来，蹲在阳光灿烂的院里眯瞪个眼，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神情。老高对文家父子说："你没钱花，没粮吃来找我要吗?地是一样的，人家户户都存粮，难道你就没有下种子?那头地还没平完，一个劳力一天能干两个工，一个工六斤美国挂面，三两蔬菜油，就不值得你父子挣?"那父与子便不作声，让开路叫我们走。出得门来，乡里的老王说："你们相信不，那小伙子回头又给你躺下了!"看完全村我绕过去瞧，果然炕头上响着浓浓的鼾声。
　　河西上庄，这三个移民之家，移来两年了，还没有盖新房，也没准备盖新房，仍然住在村办公室里。我挨家串户走进这个原是村委会的四合院，三个媳妇，两个躺在炕上睡觉，三个男人气喘吁吁地刚刚赶集回来。他们分别用移民补助款买了自行车，一日价不是东头赶集，(不卖什么，也不买什么，只是赶热闹)，就是西头看戏，几乎天天都往外跑。村上干部劝他们有空打上些土坯，等有了力量把房盖起来，也好好过一份整锅整灶的日子，但两年了，划给他们的宅基地一锹土也没动过。海家和史家都说"不够吃"，嫌"这河西救济少"，不够吃的原因又归罪于"地不好"。一听"地不好"，村长动气了，执意领了我去看。看到的土地是这样的情景：老户的地里，玉米长得一人高，田埂上都不长一棵杂草，锄得干干净净，紧挨着的海家史家的地里，同样品种的玉米身高不到一半，杂草盘成地毯，铺盖得整块田地看不见土，一些蔓草顺着玉米秆左旋右盘，微风中四下里向来客晃脑袋……
　　这是另一种贫困，是一种通过地理上的迁移不能解决的贫困。
　　我品味着这贫困的滋味，回过头来，想看见它人性的执著与社会的反光。二
　　"优越性"叹息
　　"老儿子"速写
　　
　　"老儿子"--这是多年来(具体说是解放以来)，当地人对他们相当一批同胞的概括性称呼。如果简单地作了名词解释，大约可以这样表述："老儿子"，穿衣靠救济，吃饭靠救济，住房靠救济，绝不或很少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谋生的人。谁的"老儿子"呢?共和国的，共产党的。
　　当然，你必须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能够对这个名词有准确的理解。
　　"老儿子"之一：
　　探望这个家，是公元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三十分。院里没有路，我们踩着柴草哗啦啦地迈进门。厨房里，十一岁的女儿正在擀面，脚下垫个木头墩儿；炕上，主人孙永明正在睡觉(他是日前太阳落山时进被窝的)，听到说话声，侧身爬了起来。因为这个五十岁的壮汉一团破棉絮下的身子什么也没穿，我示意他继续躺着，别起来。他的炕头上有个纸糊的高台台，放着两样东西：旱烟纸盒、竹杆烟锅，一盒火柴，烟锅头磕打过的炕沿前，可观一堆烟灰；另一样是当地的特产，煮"罐罐茶"的铁罐罐，里面一半是砖茶渣，伸手摸摸，发热，问主人，果然是"刚才醒来"抽了喝了一气，又侧身躺下了。问擀面的小姑娘："你爹平时啥时候起来呢?"小姑娘笑笑："饭煮好就起来了!"
　　同行的乡长老单问："你一天这么睡着，地谁管呢?这都是割麦子的时候了!"老孙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娃他妈上山了，几把麦子，也没大活。"又问："前头沟里有金子，人家都淘呢，你就没看见?"答："弄金子，家什一大堆，我到哪弄家什呢?"又问："山上的蕨菜能出口，上面收的，这提个筐筐，拿个铲铲就能干的事，咋说了多少回也不动身?"老孙嘿嘿一笑，不再回答。
　　老孙地道的"贫农"，这两间房子，就是土改时分地主的；年年吃救济，是本乡自然条件最好的马鞍子村的"救济大户"，同行的乡干部都是三年前"换届"来的，不知道他究竟"吃"了多少年，那老孙插话说："打解放，咱年年就是国家养活的。"大约他看我不是本地人，像"上面"来的，冲我"表扬"乡干部："咱一年一年过下来，多亏了政府好，政府的干部好!"老单回头喝一声："躺下睡你的吧，你还明白个道理了!"老孙不恼，笑笑，真就又躺下了。见我们要走，他急了，一侧身拥着棉絮坐起来："乡长，你先坐会儿，我还有话呢，今年的救济下来，可得多给一点儿，不信你揭开盖子看看面缸，只剩三天的了，田里几把麦子，能对凑上一个月……"
　　乡长没理他，还是大步出了门。
　　回乡政府的路上，单乡长狠狠地说："我是可怜那几个孩子，要不是，我豁上犯错误，一个小钱也不给他，饿死这不死的龟孙!"
　　我知道，他这是说说气话而己。看老孙的架势，不救济兴许真能饿死在炕上，如果真要饿死了，这是作乡长的负不起的政治责任。
　　"老儿子"之二：
　　他已经死了，但不是饿死的。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谁也说不清，村里人只说是"睡死的"。人们发现这个年轻生命去世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场面：横着躺在炕沿上，那是他习惯的躺法，为的是上下方便；一条破军用被子，尽管已经难辨黄绿，但仍然盖在身上；一只毛线口袋，就放在他手边的炕角角里，里面的麦粒，还没有吃完，一只黑瓷水缸，与口袋立在一处，里面的水还没见底；死者活像是睡着了，脸上很平静，没有笑容，也没有痛苦……
　　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用再过于认真，甘肃永登县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生命，来去匆匆三十四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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