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在移民
作者：麦天枢
看到的场面，使他愣住了：在临时集中住移民的生产队仓房办公用房里，起起落落全是忙忙碌碌的人影，--男的忙着扎行李卷，捆绑被子，女的流着眼泪忙着给孩子擦眼泪，收拾包袱，全都要走了!
进了一家，他拦住劝：这大的黑风，河西人也是几十年碰一回，一个地方就这样，有好处，就有不好处，山上雪水淌粮食，滩里沙多就好刮风，这一过去啥事也没了。
这家女的说：淌金淌银，这一风还不都卷干净了!她不相信刮风还讲时辰。
进了另一家，他堵住门开导：多好的地方也有天灾人祸的，上海、广州多好个地方，三年五载还有个台风吹屋顶呢?河西还不刮场黑风了?
那家作主的男人呛他：上海叫它上海去，广州叫它广州去，保住这条命了，咱还平平安安回渭源。
又进一家，按住老人家肩膀头，他说：不信，你老好孬住一年看看，年里头再刮这一场，我个人掏腰包给你买回老家的车票……
老人家截住他的话：干部，让咱走吧，就算三四十年刮一回吧，咋偏就赶上我们来了刮，人留天不留，哪来的回哪安生……
不听劝阻的人流，终于谢绝了一切挽留，拖儿携女，挑担子背背篓，涌向火车站。三天时间里，光花海就走了二百六十人，大大超过西部移民回流十分之一的平均比率。河西各县各乡，安置移民是有"指标"，领了"任务"的，半年一载都要写报告，作总结。大风之后，花海乡政府干部们研究上报移民"跑了"的原因，也真费尽了脑筋：你说照顾不好吧，咱的确尽了力了，大到住处，小到烧柴，哪样没想到?你说人家跑到这里是躲计划生育吧，十来天时间，谁还能就养个娃娃走了?你说人家是为了骗补助金吧，钱却还没发到个人手里……这些别处都有的"理由"，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只能令人难以置信地写上：风刮跑了。
在庄浪，笔者有幸与多家"刮跑"的人们交谈，大坎子沟里那个王大爷充满哲理一席话，好像使我对那场大逃亡的原因有了些理解。老人家蹲在炕头上敲着铜烟锅说："啥孽怪不是天?咱这搭活不精爽个人，还不是天不下雨?老天的事，说不成成，它咋着你就咋着，人能算计了人，人算计不了天，别跟天耍性子。你想着河西好，弄不好，一场黑风把你也卷走了呢!你说这庄浪不好，走了，弄不准明年一场透雨，收上茬子也能过两年呢……"
无限信赖"天"；又无限恐惧"天"，这是完全生存于大自然喜怒无常中的人们的基本性格。
只有一个世界
含着泪笑?
含着笑哭?
不，什么样的字眼，都不能表达那些千奇百怪的奔逃给人的心理感受。
他和她，抱着六岁个儿子，为了逃离他们自己选定的新生活地，连夜跑了七十里!儿子走不动，拍打着屁股赶--他背着一卷铺盖，铺盖卷上还有一袋子面粉；她背着风箱(那是从老家背过来的风箱，舍不得丢了)，手里还提一个包裹。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儿子嘴发青，母亲一屁股坐下去，几个小时才捶打着大腿站起来。为什么这样匆忙，这样急切?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头天早上，男人为谁家先浇地，跟邻居吵了，吵着找队长，队长说他没道理，要他按规矩轮。中午吃着饭，两口子就把规矩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老家吧，穷是穷，有个事了，三亲六故的，还有个靠头，这单名独姓千里远，出门短三辈，真有个事了，向谁哭，跟谁讲呢?为了这不能不有的"靠"，为了近在老家李庄八里方圆的"三亲六故"，他们扔下了六亩麦苗青青的良田，扔下村里准备作个价日后卖给他们的三间砖房，永不回头地跑了。
她病了，一到河西就病了，开始躺在炕上不起来，见丈夫认认真真在那借住的房里操持起"家"当，真就闹着住院了。看，治，"心口痛"，"耳朵嗡嗡响"，"脑门子蹦蹦跳"，越治越"厉害"，只好领上她回。回到老家北山的窑洞里，那"病"立下全都好了，走近邻串远亲，门挨门地说这旱北山的好："回来呀，咱这墙头上的鸟鸟子都叫得好听!"人说她这是心病，这山乡女人的话，还包裹着浓浓的哲理："人不就活着个心么，心病了不叫病，啥还叫病?"
他正在院里收拾架子车--用一截草绳绑那断了楔头的木架，见人来，就势蹲下来，卷上烟，倒上茶，拉开了说他的河西之行，说他这一辈子最辉煌的"出门"经历："地?好不好，光是听人说，雪有半尺厚，我也没去看，平倒是平，一眼都望不到边，就是住不惯。在这搭，一到晚上闲串门，日子一天不觉就过去了。到河西，一天就愁熬不落个日头；去串个门吧，那话说得跟咱不一样，能说个啥呢?一天到晚守着个灶头，啥都生生的，住了二十天，实在蹲不住了，就回来了……"
他，她，他们，她们，一个村跑回来了一大帮，村长一起喊来了，聚在王家屋里，听笔者和同行的省里的处长，县里的县长，乡里的书记，你起我落的问原因，随随便便地聊心思。那些丝毫不加掩饰的七嘴八舌，如果不作铺垫和交待，独独地拿出来，真难以明白他们究竟是在贬斥，还是在颂扬：
"河西那地方，平的呀，望你都一眼望不到边，哪像咱这边，走几步就有个转势?"
"好好个房，你住就住呗，盖就盖吧，还糊上一顶棚纸(河西的房子多自家糊天花板)，不小心就戳个窟窿。"
"都是个种地，你不知道那河西用的都是啥家什，锹把直筒筒的，连个弯儿也没有；镰是个片片子，拿了手里没有三两重。扬场的叉，倒是铁的，一上手尽是叉头的分量。"
"好好个麦子，你不知道那河西是咋磨的?连个头遍二遍都不分，一趟子就粗的细的另开了；吃罢，也不会揪，也不兴拉长面，就是个厚片片子，嚼着软不软，硬不硬的亏了就是个粮多……"
榆中县移民办的老李，上南山一家跑回来的移民屋里了解情况，那汉子竟然说："不说了，不说了，咱宁肯兰州城里舔碟子(讨饭)，也不上河西吃麦子。"老李跟我说起这个"宁"与"不"，心里十分恍惚："麦记者，你说这叫个啥账呢?"当初我也恍惚不已，无法回答这不是数学的加减乘除，时下听着这些难辨味道的闲说，看看男人、女人们议论中毫无自愧，甚至有点洋洋自得的神情，似乎明白了许多难以明白的道理。
中国的土地上，"习惯"铸成的观念，贫困凝结的精神，或许是最坚强不过的社会堡垒。读过马列，坐过飞机，能摸桥牌作娱乐的人们，当初还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么?这"宁"与"不"不是也长久地流泻为十亿之国的精神旗帜和行为准则么?那么，这些足未出村，在一道狭窄的山沟里便积累了几乎全部的人生的人们，排斥一切自己不习惯、不熟悉的东西，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宁"与"不"是拒绝的公式，是弱者的逻辑。
一个人，一批人，一群人，自我生存的天地越小，与之对立的世界便越大；自我生存的能力越弱，排斥外在的欲望就越强。对于只拥有自己熟悉的世界的人们，只把自己的精神领地和物质领地当作世界的人们，我们要理解他们，需要读一部还未写出来的社会玄学--中国式的。
三
唯一的事业与繁荣的动机
移出去与移进来
板镢头村，刘老太太手里攥着把菜刀，站在家门口的小巷里，冲着要来她家动员移民的支书咬着腮帮子，声音发直："来吧，谁不怕开口子谁就来吧!我老婆子哪怕成年价要饭吃，死就是个不走，谁要硬想赶我老婆子出门，我杀了你个贼孙……"
青瓦村里的李老汉，乡干部一出村就大步流星走在村巷上："狗日的，我看比国民党还坏呢，连日本鬼子都不如，这强声硬气的，不是来赶我们么……"他在一瞬间就召集了一个会，比乡干部一上午拉下的那个"动员会"更有气派。会后，全村家家锁上门，狗拴在大门口，严阵以待，等待乡干部上门。
宋铺村，大汉子杨先洲在移民动员会后，听人说乡里那迁移的单单上有他，一气之下，躺倒起不来了。躺到第七天早上，一声"狗孙们……"没喊个句整词全，背过气去了，堂兄邻侄抬了奔卫生院，张扬得一山沟的肃杀之气……
面对此情此景，乡村干部们惊魄不定，有的可以说是丧魂落魄，艰难和委屈便全都集中到党委李书记和政府魏乡长的办公室里来。
这是两个执行型的干部，从他们当了永宁乡的主要领导之后，任什么事也没有拉下亏空，但要上面有精神，有布置，他们可以不睡觉，不吃饭，扛着自行车一气跑三五架山梁。因此，县里移民的文件一下来，数额不小的"指标"一领受，他们便雷厉风行，几乎在同一天，宣传移民的黑板报，一块块立在了大路口；乡里的有线广播，一遍遍播送他们关于移民的"紧急动员"，除了留个看门的，他们亲自带全体乡干部到各村开动员会，分配指标。按县里的"精神"，他们如实传达："一大半都是要移走的，竖横是个移，迟移不如早移"；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他们不无浪漫地向全乡宣称：到河西是"早上栽树，晚上乘凉"，"伸手就抓个热馍馍"，至于根据么，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找到，其中一位向笔者解释说："上面叫去的地方，总差不了……"
有关移民的倾盆大雨，一下把毫无精神准备的老百姓冲到对立面去了，整个永宁已弥漫着胜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气氛。然而，"任务"在身，"指标"当头，他们没有时间研究"情绪"和情绪的原因后果，两个人商量了小半夜，产生的是更为强硬的方案：兄弟两人的，一定去一户；老子不去的，儿子顶上，儿子不去，老子顶上；说不通道理，推三阻四的人，写了纸蛋蛋抓"阄"：哪村哪个来横的，带上民兵……
老百姓毕竟是老百姓。李贵清跑了，李平耳为去与不去闹了半场子离婚，张二张三尽管分了一回家，折腾过去该移的还是得移，七十五户强拉硬派的移民，终于被集中到乡政府大院里来了。怨愤化作悲哭，白天黑夜，串沟走岭，不停不歇。
十一月十四日晚，当县里接移民的汽车开到永宁乡政府门口，先前已泪干嗓哑蜷缩在院里的移民们，一个放声，个个应和，老的少的，哭成一院；不走的本来还在劝走的，劝上几句就跟着大放悲声，于是走与不走的哭成一街，连"硬着肠子干事情"的乡干部，也个个泪流满脸。两辆大轿子车(永宁乡人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享受)，塞满痛苦的肉体，塞满更为痛苦的灵魂，山路上摇摇晃晃地走了，留下一片经久不息的哭声……
如今，这些移民们的绝大多数，"踢蹬"了家产千里路上旅行了一周，终于又返回永宁--他们割舍不下的家乡。迎接他们的是从贫困到"特困"，不少人家归来已是上无片瓦，手无一根缰绳，只好借住处，借牲畜，借粮糊口。
本来，对于西部移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里都强调"自愿"--在人的问题上突出"自愿"两个字，这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性进步。然而，事情到了县里，到了乡里，怎么就搞起"硬指标"，搞起"强迫命令"了呢?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干部素质差。那县里一听"移民"，道理还没翻腾清楚，就下面派"指标"，上面要"指标"。省里担心工作量大，说头年先搞一千，等有经验，群众理解了再铺开，他们却不，一张口就要下五千。在有些领导干部心中，这"积极性"背后的道理复杂了：人能移出去，耕地、产量、总产值是不移的，这一少一不少，表面上移出去的是贫苦困扰着的农民，而移进来的，则是长了尺码的"人均收入"，当领导的"政绩"。个别人心思这么一歪，永宁和永宁之外的土地上，"移民大旅行"的悲剧便你起我落地上演。
与当地有关同志谈起永宁、郑和、颉岩"强迫"造成的景况，笔者听到这样一种意见：既然强迫了，就强迫到底，不让他回来--这是好事，又不是坏事，群众素质太差，这种情况下，不强迫可能就干不成事情。
然而，在永宁乡能够"强迫"，在兰州，在北京也就可以"强迫"；在"好事情"上可以"强迫"，在"不好的事情"上，也就可能"强迫"。为了"尊重人"这个模糊的社会原则日渐清晰，我们已经付出了比物质贫困更加惨痛的代价。无代价实验
骆驼城，顾名思义，这片河滩，曾经有水，有草，有骆驼。只是由于旧年皇朝朝朝"征西"、战祸连连，水枯了，草绝了，上百年里黄沙如海。如今这片土地的主人们也进步了，能几百里外引雪山水了，能几十米底下钻窟窿打井了，票子出去机器进来，年把头工夫，一个移民基地也就有了些规模。只是开初来视察的某领导留下句话，河西移民，应该多搞点试验，看看能不能搞喷灌。领导那意思，或许是为了更好的经济效益，也或者是为用个"喷"的好看，不管怎样，一言之下，这骆驼城与任何别的移民点比起来便热闹非凡。
中国的"拍脑袋试验"，从来就没有"试"和"验"的意思，那是铁打了、铜包了要成的事情，如果有个官大的给官小的下属吩咐个"摘星星"的"试验"，弄不巧也会连声唱"喏"的。因此，这边当地机械厂真正试验着生产出来的喷灌机刚刚送来，那边必须有粮食果腹，有衣服裹身的活生生的移民，也六百、三百、二百地弄来了。
不曾想，这河西走廊的地，这河西走廊的天，就真个与别处的天和地有些什么不同，有些弄不明白的怪脾气。日头那个厉害--年降雨量只有五十多个毫米，年蒸发量却二千五百多个毫米，一年无遮无挡地照它个三千来小时。你喷吧，喷成雾，不等落地，全给你晒成蒸气上了天，喷成水，落下地来，那沙土里没有一点腐殖质，水点儿汇成小溪，全都淌走了，着水的地方，半个时辰就结成硬块块，喷的次数越多，它板结得越结实。于是，今天"雾"，明天"流"，流流雾雾，雾雾流流，八千亩土地总也不理会那辛苦，就是不长庄稼，不结果实。
试，认认真真，排排场场，有始无终地"试"，谁也不用算计花了多少钱，国家的口袋里多的是，谁也不用计较用了多少工。只是苦了那近千移民，春里种，夏里耕，忙得季节都颠倒了，看着块平展展的田，听着那"哗哗"的水，就是吃不饱个肚子。数以百计的人家泥坯砌好了墙，买木头上好了房梁，连着三年等那"试验"的结果，这头，那头，一年里千里路上两头"抓挖吃的"，没那耐心的，一年过去不等二年，干脆就卷起铺盖回老家了，加起来是一支二百来人的回流队伍。
当笔者到来的时候，这骆驼城的试验已进入第二阶段：一部分地退出试验，改用当地通用的渠浇式，果然种了这地的移民便家家收成，还有了交售余粮的，就连县农建办围起来种"招待瓜"的"专田"里，白兰瓜也一窝比一窝长得欢实。另一部分呢，还架了那半死不活的机器，大约是为了给有关领导同志留下些"安慰"。当地上上下下的移民干部，巴望着今年能不能全部都改成渠灌，不光现有的移民能稳定下来，还可能安排后续移民。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这"试"的结果，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真真切切地传上去，"不试"的"意见"，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痛痛快快传回来。
采访之后，有同志劝我别写这骆驼城，说它"复杂"，"原因很多"，"不是那么简单"，我想，写还是要写，因为事情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我用的是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当然，如果再动动脑筋，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讨论：喷与不喷的试验，你只管搞就是了，但什么时候也不要把百姓的生计拿来搞什么试验，近千口子人的命运这么一句话之间就贴了进来，事情才真正的"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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