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在移民
作者：麦天枢
乡政府的老傅，带我去看塬顶上的涝坝--八千口人和上万大小羊畜赖以生存的饮水工程。那是一个大凹坑，一只铁管子从黄土中伸出来，隔几日发动机抽一次，把几十里外的黄河水抽到涝坝里，再由周围的居民用担挑，毛驴车拉，一吨五角(成本一元五角)买到家里去。先前，全乡也是靠黄河车每天跑近百华里送水的，最多时一天八十辆大卡车在这乡的黄土路上折腾；后来，一位说话管用的领导到这里来了，回去拍了一板子，拨了一百三十万元，建了这个多级小型扬水工程，另外每年还补助上万元电费、修路费。
站在塬上，指着一片片的焦土，一条条的沟壑，老傅也似十分感慨：唉，一年一年，也就变成这样子了。旁边的马塬，那是因为清朝时的马场，才落下这名字；那边的水沟子，解放前还有水，水跟名字一样哗哗响的，可现在，水毛儿也没了；解放初，这塬、这沟，草有半人深，哪里像现在这样旱过?天呀，地呀，就这么一日一日地不养人了，要没这根水管子，鸟儿也不知要渴死多少!他还告诉笔者，这里的人们光觉着天下雨少，县里开趟会回来，才知道这黄土坡已严重收支失调：平均年降雨量不到三百个毫米，年蒸发量近二千!他们乡也开始抓种草种树，每年要为此补助数万元，他说这里的老百姓也想通了：还要在这疙瘩活人，就得养这疙瘩的水土。话头一转，他又显出几分沮丧的神情："难哪，种起来容易，种活可就难了，你看坡那边那块黄拉拉的地方，那就是大前年种的草，三年了，今年这一旱，连根都枯了……"
看着那巨蟒一般的山塬畔蜿蜒伸上来的一根发丝般的水管子，我似乎听到了大自然毫不留情的回声：忍受得过于久了，一切索取都需要偿还，天下没有不付代价的赐予。
没有胜利者
铁面无私的大自然，不光缔造了人们活下去的贪婪，也锻造了人们求生存的坚韧。
老人叫魏振道，今年六十二岁，满脸皱褶，皮肤枯黑，头发花白，似乎早已是古稀迟暮之身。白天，他仍然在背百多斤的石头，扛与他个儿差不多高的口袋，在四十多度的斜坡上拉架子车，辛勤操持一家二十五口人的衣食；夜晚，躺在窑洞里只铺了一条席子的土炕上，盘算子孙们未来的生计。
他出生以前，三百户庄的树木便早就被战火烧尽、被祖宗砍光，旱灾已是隔年就来，频繁地袭击山坡上的薄地。于是，七岁时，他就开始背上芨芨草编的背兜，往返于干砂沟与荒山坡之间，马不停蹄地铺垫他注定艰辛的人生。
那代代相传的活计叫"压砂"--把沟里的青石子背出来，在荒山坡上铺半尺厚，用来遮挡灼热的阳光，屏护土壤里稀少的水分。这是聪明的西部祖先创造发明，并与生命一起遗传给他的抗旱措施。到旱年，黄土地里寸草不生的时候，这压砂地里，偶尔还能成熟几把稀疏的糜谷。
背呀背，压呀压，他把他的童年，他的青春，他的整个人生，都割碎在这没有尽头的压砂路上。一亩地要在里把路、几里路的山坡上，背两千背兜，这辈子他背了多少，压了多少呢?"上百亩吧!"他扳起指头算了算，粗略地说。
为了把砂石背上远处的山坡，他曾经用一把镢头，在一个冬天里，在黄土山崖上开出七百多米长，一米多宽的弯弯曲曲的路，挖土量超过一万方；在洪水冲出青石的深山沟里，他用铁锹(早些年没铁锹时用木锨)，掘了一个又一个几十米深的大坑；他吃着土豆面做的干粮，咽着水蓬草籽磨的炒面，在没有穷尽的岁月里，用他瘦骨嶙峋的脊背，将上万方砂石搬往遥远的希望之地；他背着上百斤的砂背兜，身子与坡路平行，任汗水在脖颈上搅拌泥浆，用整个人生雕刻下人类企图征服大自然的不屈形象……
他的肩上是背绳留下的两道永远不能平复的深沟；背上和两肋是厚厚的难以消褪的茧子；两条大腿布满了挖砂时锹把挤压的永久的青紫色……当然，在压砂的生涯里，他还算是幸运的。他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他却留住了他的生命，而同村的魏宝才，不到五十就死了，什么病也没有，压砂路上一头栽下去就没了气!邻家的儿子还未成年，腰就成了罗锅，像是永远在背着沉重的砂背兜……
虽然用血汗铺出来的砂地"是个宝"，但它不是永不陈旧的宝。种的年代久了，黄土翻上来与砂板结，还得把旧砂挖坑"窖"起来重压。今天，他的儿孙们也无可选择地走上了他的压砂之路，一九八二年底"责任制"以来，他领导他的家族，在五十六亩"责任田"里，又压了四十亩青砂。
然而，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持续十三个月的干旱，留给魏老汉，留给三百户庄，留给定西、西海固地区数百万亩压砂地的是什么呢?旧砂地里已是颗粒无收，新砂地里的籽瓜(一种抗旱经济作物)，只有小孩拳头大。
渗透了劳动者血汗的土地，突然拒绝支付应有的报酬。
三百户庄往县城去的青石路路畔，山野一片白碱色。在无情的太阳烤灼下，几乎一切生命都被驱逐了，使人连呼吸都不敢十分大胆--你会担心吸进肺里的是火而不是氧气。然而，吉普车在崖畔沟头转弯处，黄土崖壁不时会举出一支或一丛野花，黄灿灿地向路人微笑。
这是生命与大自然艰难共存的杰出艺术。一株花儿，除了细瘦但却有力的茎干。一片叶儿也没有，高举着大若米粒的凝结了活力和生气的花朵。当地人因这花儿的形状和色彩极像丰收年景里吃的黄米捞饭，因此把它叫做"捞饭花"或"干饭花"。驻足远观，我仿佛听见她笑吟吟地向大地、向蓝天、向来访者高傲地宣示：我是自然竞争中的胜利者，我是这块土地的"适者"……可是，三百户庄的老魏呢?他和他的子孙们如何不懈地抗争呢?
人毕竟是人。或许，在大自然面前，它从来没有彻底地胜利过。二
富饶的生命
黄昏，我坐在一处山坡上，注视着黄土道上悠悠晃动的人影，黄土梁脊上密密如筛的窑洞，心里翻腾着那些如雷贯耳的数字，对自己理性的能力充满了失望。
前面的靖远县，解放初只有十五万人口，目前已是四十八万(含新划进来的一个区)，增长了三点二倍；再前面的会宁县，一九八六年一年就生下近万婴儿，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千分之二十(计划指标为千分之十四)；整个定西、西海固地区，建国以来人口增长超过一点五倍，还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这样一个人口波折；依一九七八年国际沙漠化会议科学推断，像"两西"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人口临界指标为二十人，而今天这里的每平方公里已上了二百人的超十倍界……
不论科学怎样在教导我们，这块土地终于以它顽强的能量活跃着它的惯性，贫困与繁殖似乎在两不相让地竞跑。
于是，我坐不住，走下山坡，走进窑洞，想在这块神秘土地的深处，探究关于人生哲学的另一种秘密。
十女之悲
她今年四十一岁，但生活的重负和心灵的重伤，已在她额上挤压出稠密的皱纹，难得洗一洗的脸庞和手臂，由于过于缺少脂肪，更增添不少衰老的征象。
不到二十岁嫁到下安沟来，她是一个鲜活活的姑娘，个儿不高，但身板结实，上山下地，里里外外全拿得起来，也真帮男人过了几年不愁饥饱的日子。这两眼窑洞，就是新婚那年，她与她的丈夫，用年轻的双手掘成的。在时光流逝中，一个女人的责任，终于把她抛入没有一丝阳光的人生底层。
结婚第二年，她生了第一胎，是个女娃。尽管头胎生女不是个喜事，倒也没有成她心头的负担。她年轻，她相信能生出男娃来。第二胎终于生了，又是一个女的，男人的脸开始阴了，坐在垫了一层厚厚的黄沙上的"月婆子"倒悄声细气安慰他："下一回该是男娃子了，不急!"第三胎怀上不久，她和男人一起察觉了与前两胎的不同：反应强烈，身子也重，尽管有人说肚子显大是女的，但他们自己有比较，断定了是男娃。于是，她过了一段让人怀念的日子：男人天天问几声；原先坐在炕上等她端饭的他还能亲手端送一碗汤水；从来舍不得吃的那只老母鸡下的蛋，也舍得让她打几个荷包；他只喝汤；用筷子把那白花花的"包包"全挑给她。
不幸。生了，双胞胎，一下子生了两个女的。男人一生气走了，到平川煤矿背煤，去挣钱，去喝白干，也是懒得再见"没出息"的女人。杨家家族里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斜着眼睛看她，她开始低着头干活，低着头走路。族人给她气受，她倒主动为他人开脱："咱没养下儿子，腰不硬，争啥呢?"
当然，他们的唯一的前途还是生。男人此心不灭，不能没有儿子；她希望不死，是要寻找一个女人的"出息"。男人一阵气生过，终于从煤矿上隔三间五地回来，她呢，不顾虚弱的身体，吃着土豆野菜，拉扯着四个幼女，接二连三地怀孕，接二连三地生。
第四胎，又是双胞胎，又是两女性，第五胎，又是女的。一九八四年起，这山沟里也开始抓计划生育了，她鼓起勇气，一年一个，又连生三胎，可乒乒乓乓落在她膝前的，是整整十个女娃。
本来，她还没有绝望。她才四十岁，她还可以生。因此她安慰未老已衰，腰已半驼的男人："人家能养的四十七八还怀呢……"不幸，去年秋天，她生下第十个女儿不久，她的男人在煤矿事故中死了，她最终成了下安沟村最没出息的女人。遗传的幸福
在景、孙两大姓占主宰的这个村子里，合作化时，他单名独姓从五里外搬进这无景的景庄，可谓根浅底薄。然而，三十年过去，他已拥有一个王国般的大家族。
也就是十来年时间里，他从遥远的外省娶来的媳妇，表现了卓越的生育能力：十年左右时间，媳妇为他生下六个孩子(不包括"糟"了的一个)，并且那结构也是最为优秀的：五男一女。孩子辈们也继承了父母优良的品质，各个成家另室，近些年总共为他生下十九个孙男孙女。今年六十岁的"王爷爷"，为这块温饱不济的土地，缔造了二十五个生理健全的生命。
刚进景庄，他属于不为人知的角色；常年在四十里外的芦草井给集体放羊，人前难得走一走，几乎只有会计分拨回销粮的账簿上记得他，随着儿子一个个来到人间并长大成人，他变了，变得操心自家之外的事情，队里开会不甘坐墙角角，终于还当了两年的队长，成为上百户的景家团庄不可小觑的人物。而他那媳妇，脱变得更其引人注目。由于她是这里少有的外省人，说话的腔调"太难听"，在这个婚姻大事以封闭为正宗的山村里，她便自觉地成了一个不敢多说一句话的弱者，而今你再见到她，未老的王老太太已是全然不同了。她领了这个孙子或那个孙子，走到哪里嗓门都硬硬的，腰板都直直的，如今村人说起王家夫妻的变化，一个个赞叹："养下那么多大儿子，麻秆腰也能变成牛腰!"
其实，这两位老人，终生与贫苦相伴着。王爷爷初来景庄时，住的是一孔人家废弃的破窑洞。他兄弟甚众，到他长大分家时，在舅舅监督下摆在老家院里的长龙阵中，他只领到一只缸、三只碗、一个小碗柜、十二根拳头粗的椽子和一卷破铺盖。几十年里，为了养家糊口，他养羊、上山抓发菜、大山沟里背石子压砂，亏了有个好身板，从没歇过一天，也没敢吃一顿稠些的饭食。他把他的全部心血、汗水，都积攒起来，给儿子娶媳妇，为有了孙子的儿子盖新房--二十多口，一孔土窑里总是盛不下的。七十年代初，连着三年大旱，这个嘴巴见稠的家庭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咬咬牙，把四儿子"另"给了别人；他妻子挎个篮子，成了景庄第一个抹下脸外出乞讨的女人……
今天，儿孙满堂的老夫妻俩，仍然没有到享福的时候，或者永远也无福可享。他们老五的房还没个下落，按时下的光景推算，五间泥皮小房(前几个儿子相同的规格)，需要他们勒紧裤带再熬个五六年。于是，他腿本来已落下寒症，"跑不动了"，却又揽下众人几十只羊(放一只羊一天三分钱)，扶住膝盖上了山；他的老伴，则赶着毛驴，扛着杠子又下了地。
他们那老三，读过几年书，脑子"开活"，生了一男一女不想生了，要去作手术，王爷爷听见挡在了儿子门口："咋了?"
"养那么多吃啥穿啥呢?我日后可盖不起五个儿子的房!"
王爷爷瞪着眼睛骂："老子还没死呢，还苦得动，你养不了，老子给你养!"
人劝他少管些儿孙的事，王爷爷悠悠地说："人生在世，富呀，穷呀，苦呀，甜呀，啥都是空的，养下人是实的……"当然，说这番话时，他脸上洋溢的是一股浓浓的幸福感。
我得知他这辈子没进过县城，没坐过火车，没吃过饼干，我突然想，或许就因为生活的幸福过于少了，遗传的幸福才如此强烈……
断子绝孙的事业
在曾经以"三军会师"闻名天下，如今人口难以遏止闻名甘肃省的会宁县，我跑到拥有十一名专职干部和两名兼职人员还"忙不过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拉住一腔愁相的王主任，作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
"说啥呢?这份子工作，没说头，老百姓说我们是'断子绝孙'的，别的部门干部到了村里杀鸡，打荷包蛋，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下去，没个人给你好脸看，不说老鼠过街吧，也差不多，我屋里的也劝我呢：'什么事不能干，非要弄这管人家生娃娃的事儿，阴曹地府里也挨咒呢，哪怕不当官，咱干别的吧!'就连我们有的干部，也跟人说自己干的是'断子绝孙的事业'。不管断不断，绝不绝，党员，这是事业，就得干。
"可说实话吧，人说这难那难，我说天下没有比这管生娃娃的事更难的了，你说你咋个干法呢?
"村里头现在生娃娃，都红了眼了。谁家致富冒了顶子没人眼气，谁家儿子生得多人人眼气。如今是偷着生：整个年头串亲戚，回来后怀里就抱上了，你还能把他咋了呢?罚吧，哪个家里有几个子儿呢?还能拆了窗门不让他住，扛了粮口袋不让他吃?抢着生，村里人如今学下个城里习性，生孩子的不奶孩子了，娃娃一落地就断奶，接着就怀孕，最快的三年就能给你呼啦呼啦弄出三胎来；顶着生，只要落地不是儿，就准备着生下一个了，管你改革不改革，工作不工作，没有儿连命都不要了呢，还能要你什么道理?四五个丫头一炕头，你上门去作工作，那是个啥光景呢：大人淌眼泪，小人抱大腿，那十岁不到的女娃娃能哭着求：'叔叔，叔叔，你行行好，就让我妈养个弟弟吧!'心软的连句硬话都说不出来了，还做啥工作?也有那厉害的，结成伙儿，街头都给你放上哨了，干部一进村，叮叮当当敲犁铧的，喊媳妇叫爹呼娘的，男人拿杠子顶门，女人翻墙头出村，连个人影你都抓不住!那村干部也多是一个鼻窟窿出气的，要说是出公差挖沟平房子多吧，二话不说给你喊人找家伙，一说计划生育，笑眯眯大半天跟你磨牙，连个路都不肯引一引……
"这不，上头又批了，咱县里指标连着三年没完成，这'事业'，咋个干法呢?"
拈着老王递过来的一摞材料，嚼着他讲的另外一串串不便笔墨的故事，我突然想到远在美国的威尔逊先生。在他扬名天下的《社会生物学原理》中，向人们冷静地述说了这样一个凄酸的道理：人，知甜辨苦能言善辩争上弃下的人，不过是生物运动的一个简单过程，如同鸡子对于鸡蛋来说，只不过是把那个无知觉的蛋卵遗传下去的过程一样，人之作为生物的人，也不过是它身上无以计数的基因要求遗传的结果……按这个已在西方学术界哄扬一时的学说，我们在会宁、在中国西部为之痛心的人们，似乎倒是最有生物本能的"人"，他们忠实地执行着造物主赋予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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