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在移民
作者：麦天枢
那么，"过程"中的人的幸福呢?人的集合体不能不有的富强呢?世界上的"道理"太多了，往往终于不能理喻。
走下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在的那幢小楼，在它的底层，冲楼梯口，是一个简便而繁忙的手术室。在我坐在楼上谈时，它已开门"上班"。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一排十多个农村中青年妇女，等待室内的大夫为她们依次施"结扎"术。她们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痕或正在流泪，好似她们都坐在地狱的入口处。
注视着眼前的场面，我愣住了：这是一个手术室么?不，它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方程式。个人与国家与民族的矛盾，个体意愿与群体利益的矛盾，将不得不在这里以痛苦的方式进行调节。实际上无需讳忌：任何高明仁慈的伟人，为了这个十亿之众的国度能够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他都找不到第二条出路。
与当地有关方面同志晤谈中，顺着这块土地并不很长的历史，我又获得如下事实：一九四九年前，这里的人口发展速度并不快，原因是医疗条件差，婴儿死亡率就达出生率的一半以上；解放后，我们在这个制度美好的宗旨之下，终于使由来已久的穷乡僻壤"卫生站村村有，赤脚医生遍地走"，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新生儿死亡率一下子降至不到百分之一，人口平均寿命也成倍增长。然而，在医疗卫生事业在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崇高精神作用下飞跃发展的同时，与这里的生产条件、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生育观念，却几乎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大约谁也没有想到社会的"优越性"，终于在人口问题上带来的群体面临严峻的生存局面。那么怎么办呢?关心人民的健康，是社会的基本责任；顽强地追求生育，又是人民的基本素质之一。
无可选择，才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
三 活着贫困素描
这个从基层上来，现在在地区机关工作的女干部，一说"贫困"两个字，本来年轻的脸庞骤然严肃得像个沧桑老人：
"穷到啥程度呢?土窑没有门，土炕上没有席，盖一床没有里面的破棉絮；五六十岁的老人，没饱饱地吃过一顿白面馍；小孩子肚子一个比一个鼓得大，透亮，你觉得指头一捅就能捅个窟窿，野菜糊糊成年累月地喝，就是这样了。通渭县农村妇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有妇女病，大多是子宫脱垂，好多人成年用个布袋子，把脱出来的子宫挂在身上，那袋子、裤子常常都血糊糊的；妇女过月经期，使的是穿破的鞋子上拆下来的鞋帮子，上面有人组织去宣传讲卫生，提倡用卫生纸，可卫生纸得花钱，有的人家买盐还巴巴地等着母鸡的屁股下蛋呢……
"去年，不，是前年，我们陪北京来的一帮记者去定西县黑山沟，随便进了一户人家，那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想哭：破屋里，炕上躺着个老大爷，不住嘴地吭吭，说是病了，好几天了就这么躺着，吃了几片阿斯匹林，还是从队长家里借来的。身上盖一床被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堆，已经辨不清是什么颜色了，一问才知道，这是一九七四年周总理说了话，兰州军区来挨户救济的军用被子。地上跪着一个老婆婆，怎么劝也不起来，好不容易把她扶起来，才知道老人家穿的裤子只有半截，裹过的三寸小脚没有袜子，她是怕让人看见了丢人。姑娘十八岁了，一直躲在土坯砌的厨房里不出来，我跟两个女记者挤进去说话，女娃娃哭了：大热天，她穿个棉背心，膀子露在外面，腰也露在外面--背心太短了；穿条好几种颜色的裤子，已经说不上是穿，像个门帘子，挂在身上……
"去年我下乡，在渭源罗家漠村，住在姓贾的老太太家里，睡着睡着，那老太太就下炕出去了，一夜下去四五回。问是干什么，她说听见狗咬，两筐子土豆埋在院子地下，留着明年作种的，怕叫人偷了。她家确实再没有更贵重的东西了……"
另有一位地区干部，跟我谈了许多同样让人心酸的故事之后，劝我自己去看看："这几年是有变化，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根本不是像领导们和报纸里说的那样好，好多地方一个人不到二亩旱地，好年景也就四五百斤粮食，又没有什么副业，哪来那么多人均收入?"
看了，我必须用我的眼睛去看。
静远，我走进了王家：夫妻，三个孩子，一眼黑乎乎的旧窑洞里，炕上一团破棉絮，灶头只有三只粗瓷碗，一口没了耳子的铁锅，墙上挂几样镰、锄之类简易的农具，整个家当不值三十元……
在会宁，我走进了赵家……
当然，土地太广阔了，在庄浪县里得到一个数字，我才知道，这里的贫穷我没有能力一一打量得过来。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人口，人均只拥有二点六亩山坡旱地的县份，在年景还算不错的一九八七年，吃不饱肚子的贫困户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几乎一无所有的"特困户"则占百分之七，即四千二百多户。
上年，定西一些文化人忽动心思，带了摄像机和照相机，实地拍了许多让人惨不忍睹的镜头，要为现实的贫困"留历史资料"，想办个展览，但终于被领导挡住了，认为"这不是主流"。今天我把上述内容简约地写出来时，还是要耐心地劝一些有"成绩"的领导同志安定一下情绪：贫困，作为瘠薄的土地与繁荣的人口的私生子，尽管它不合我们的时代观念，但它毕竟出生了。一时的政策可以使贫困缓减或加剧，而要消除它，只能历史地面对历史。
转瞬之间，没有任何一个伟人能够给予这块土地回天之力。千里"讨"字歌
陇西的"讨饭"大军，起码征伐了大半个中国。人们在贫困面前，为了活着，找到了最容易的生存方式。
讨，单人独身地讨，一只打狗棍，一只大瓷缸，一个布口袋，村村是店，家家是食堂，呼大爷，叫大娘，劝导整个天下"行行好"；讨，成群结队地讨，城门洞子里挤成团过夜，饭店的餐桌旁个挨个检查碗碟，稀的当下喝了，稠的倒进随身带的永远装不满的口袋；讨，拖家带口地讨，孩子在讨饭路上添年，老人在乞讨途中加寿……
笔者曾与青海湖边军营里的陇西战友在兰州城里不期而遇，坐下来，也说那"讨"：
"七八岁的娃娃，本该上学的时候，首先接受的却是讨饭教育，母亲们一遍遍地告诉他：在乡下怎样开口，在城里怎样伸手；普通人跟前怎样讲苦情，'公家人'面前怎样说理由；怎样的人家该去，怎样的门洞子莫进……
"前些年，有的村庄还出了这样的事：有几个农民出去讨饭，没证明，叫当地'拉网'的公安人员给'拉'住了，关了好些天，回来说了苦情，党支部开了个会，决定给所有出讨的人开介绍信，盖支部委员会的红砣砣……"
当地人说起讨饭之辉煌壮烈，一定会给你介绍陇西火车站的景象：并不宽敞的候车室里，扶老携幼的乞讨者，几乎占据整个空间，夜来便你枕我、我枕你睡满一地，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没有钱，但他们需要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把他们送上遥远的乞讨之路，不少人能这样白天讨口，晚上睡地铺住上半月一月，直到有机会爬上东去或西去的火车。
几年前我在西宁往西安的夜车上，途经陇西时有一段令人难以忘记的经历：车厢里挤满了身背口袋的人。他们是在车到站时，从开着的车窗爬上来的，查票的一到，他们从车窗扔出口袋，然后人也从运行的列车上翻出去，使人联想到电影上的铁道游击队。一位小伙子，记得他告诉我姓刘，将一个口袋塞到我的座位下，求："大哥，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我没票，查票了我躲一躲，再来。"查过票一聊，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西宁讨饭，他负责往家里送妹妹讨来的果实，家里爷爷、奶奶、两个弟弟都期待着他的到来。打开口袋看，里面有半拉半拉的馒头，有晒干了的熟大米粒粒--那是从饭店餐桌上收来"加工"过的。
其实，陇西人也觉得"委屈"，因为相邻各县的人出去讨饭，人问起不愿说自己的家乡，都说是"陇西的"。不论怎样，乞讨作为这块土地上的谋生之道，一直在伴随这块土地上发展着的贫困而发展着。你说他"不劳而获"也好，说他"不知廉耻"也好，肚子饿了还要讨。
活下去的愿望，会使所有美好的社会伦理都失去约束力。天堂之路
在超级贫困县会宁，如果你得知这里每年以全省第一的能量，将四百多名中学生送进大学的时候，你将会惊叹些什么呢?我想，不论哪个人，只要他勇于深入这被报纸上赞而特赞的"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成果"的内里去看一看，听一听，他心里就翻腾不出这里的领导说起"清华北大落山沟"、"中关村有我们四十多个会宁毕业生"时的甜甜笑容。
正午，高考考场的战斗暂停，一旁的饭店里来了两个学生："大叔，行行好，我饿了，没钱……"他们手里亮出的，是高考准考证。
老君乡兄弟俩一起考取了，将上兰州、上北京的人生天堂里去的时候，年事已高的父母，把藏在箱底的全家唯一一条薄褥剪成两截，一人给他们一段，算是"行李"。就在考前的补习班里，兄弟俩几乎每天中午都上街讨要果腹。
在如今对高考这条独木桥，千军竞起，城乡纷争的社会大潮中，会宁农家孩子以更顽强的精神投入了战斗。或许，在他们眼里，"独木桥"那边不光有"干部"的天赐，有"月月麦子黄"的工资收入，有进入社会创造和个人成才的金阶玉梯，"独木桥"那边首先没有旱灾，没有饥饿，没有乞讨之苦。
县二中，这是会宁高考率最高的荣誉学府。站在那静静的场院里，听老师们讲着农家学子求学的故事，宁静之夜，我分明听到青春与贫穷决斗的铿锵之声。
--钱青，十七岁，家穷，因此他算是拿最高助学金，每学期九元，而学费呢，则是十二元。为此，他为了学下去，从来不吃菜，不吃油，黄米饭上抹盐，玉米面糊糊里搅几滴酱油，晚上自习，买不起煤油点灯，他到大街上去，站在路灯下成半夜地背单词，记公式。怕生病--同学中生病误学的太多了，他每天早上坚持锻炼身体，大夏天跑一身汗水，就穿着汗碱白花花的衣服去上课--他没有第二件可以换洗的衣服。眼睛近视了，但没钱，只好任凭书本与眼睛的距离越拉越近……看着他那一米五刚刚出头的个头，已是少年花发的脑袋，你会把他的奋斗看作生命的奇迹呢，还是贫困的奇迹呢?
--张尚，十九岁，家在九十里外的花家崖。他每个月用那条是他的全部物质生活来源的布袋子，去背他一月里全部的伙食--三十斤面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任何副食，吃不饱，这使他学会了一套未经营养学家研究的营养术："早上饿过了不觉饿"，就不吃，中午吃干的，晚上喝稀的，星期天不上课，能躺在床上看课本，做作业，"消耗少"，全喝稀的……当他端起一喝呼呼响的粥碗，你会从中看到生命的智慧，还是贫困的智慧呢?
我找到了今年的落榜生小周。二十一岁，已经考了三次了，都差那么几分。哥哥问他还考不考，他只说了一个字：考!于是，假期，他回家帮助父母收拾了几把没旱死的庄稼，前天放下镰刀，昨天就赶到教育学院找老师补习了。我问他明年再考有没有把握，他低头闷了一阵，突然抬头说："没把握也得有把握!除非愿意像老爹那样过一辈子：天雨了笑，天旱了哭，年关上千里路上去讨口!"我没有再问下去。天下没有比这更充足的理由了。
教育学院有个青年教师，观察高考及高考皮鞭下的中小学教育，突然意识到县里提倡的"教师苦教，学生苦学"是教育的"慢性自杀"，写了文章到处投寄，呼吁社会重视，我得知后去登门夜谈。的确，就教育来说，后果太严重了：死记硬背，设题猜题，加班加点，整月整年，每一个活泼的生命都在失去背和记之外的一切活泼……然而，想起钱青，想起张尚，我默然了，这位青年教师的着眼点有些高，在会宁已完全超越了人们的基本追求。最初我听说这里的领导大会上讲抓高考是"高级劳务输出"，"送出去一个学生就实现一个脱贫"等等还觉得惊讶，而现在我理解了这简单又复杂的社会算术。
夜，我被二中几位老师送出来，站在学校外街道的"龙须沟"上，思索着小王老师为学生背了上百元的医疗债，班主任们在新生入校时，拿了尺子为三个或三个半学生分一块床板并训练他们胸靠背一起躺下去睡觉的"经验"。举目之间，一座高耸入云的红军三军"会师塔"突然映入眼帘(县政府一负责同志曾风趣地告诉我：这座塔与"配套"的县委新招待所，幸亏于去年盖起来了，晚一年碰上"双增双节"，这百万元就花不成了)。月光下，我注视着那造型精致的塔楼，心里自问：在这块标志革命的土地上，还有比高考竞争更宽阔的出路么?
另找出路
一九八二年七月，赵紫阳总理来到兰州。总理本是如期到龙城会晤尼泊尔国王的，但由于气候原因，国王的飞机不能起飞，拖期三天，因此，总理有机会往定西贫困地区亲临视察。(日后再来，看到国家帮助当地农民建设和移民的初步效果，赵总理曾风趣地对当地陪同同志说："你们应该感谢尼泊尔国王。")
本来，这次视察的地区也有争议，但紫阳同志决定去看最贫困的地方。在第一站榆中，尽管县里将他们的"先进"提前精心作了打扮，但总理一日三改路线，到山坡上与牧羊人拉呱，到土窑里与面有饥色的村民交谈，掀开毫无准备的农家灶头上的锅盖察看饭食，坐在老乡炕头上询问年景、收成、生计……风尘仆仆，回到兰州，他对当地负责同志说："我动感情了!"
此后的几个月里，国务院对定西、西海固、河西走廊三个地区(即"三西")的农业建设专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决定为当地难以维持生计的人口"另找出路"，国家资助，将他们移往可开垦地带。
一九八三年春，一次旨在调节人口与大自然矛盾的宏大移民工程，在"三西"土地上全面展开。
中篇
艰难的出走
国家每年拿出二亿元资金(计划十年内共投资二十亿)，用于当地生态工程，农业设施建设，用于黄河河谷和河西走廊地区移民点开发，用于每个移民的迁移补助；国家批准对移民在新的生活地的家庭建设给予木材、水泥、钢材的计划指标；各级政府动员河西地区利用过去的农场、"农转非"等调整出的土地直接安插移民；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调查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纷纷给予正在建设的移民工程实物资助，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移民与移民机关的工作，以过去不能设想的速度，表现了今天的西部不同于往常的活力。
那么，一声"移民"，从者如流了么?没有。关心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命运的人们，不得不沉下去一遍遍作"动员工作"。
社会运动，往往就是这样地不合逻辑，没有规则。一
美好的祖宗之地
不能流亡的灵魂
旱沟村，真叫旱。就因为曾经有一眼泉，泉水流淌的两侧，开出了可浇可灌的"宝地"，旱沟坡上的人口便在数十年里成百、上千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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