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云山传奇

作者：鲁彦周

这前前后后的经过，我无法向周瑜贞说明，我不能替自己辩白，也不能解释我的思想感情。我红着脸，呆呆地望着周瑜贞，我现在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急想知道他的所谓罪行到底是怎么样的?文化大革命教训了我，我不能那样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合理的了。
　　然而周瑜贞不愿说下去了，她只说："希望你明天查一查他的申诉，不管他和你的关系怎样，就是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也应该关心啊!至于其他情况，冯晴岚同志可能会寄信告诉你。"
　　周瑜贞走了，可她走到门口，猛然又冒出一句："会不会是你那一口子，我们的吴遥书记，压下了他的申诉呢?"
　　"吴遥?"我吃了一惊，呆呆望着走出去的周瑜贞的背影，听见她把门"啪"的一声带上了。
　　一种可怕的疑虑，在我心头升起了!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我听到罗群和那位区委书记的谈话，区委书记不是说过什么"你的前任"什么的吗?难道以后的一切和吴遥有着密切的联系?
　　于是我又想起吴遥在文化大革命前飞黄腾达的情景。他是一步步提升，而罗群却一步步加重处理，这两个人的不同命运，正是从反右派斗争之后开始的。一个现在已是所谓高级干部，而另一个却压在最低层，戴着那么多的帽子。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难道罗群真是反对了党，而吴遥真的是一个最忠诚的干部?我为什么又抛弃了罗群而同吴遥结合?
　　我不能禁止自己，把这两人在心灵上作着对比，我也不能禁止我把我自己和冯晴岚放在同一个天平上。
　　于是我又想起我们的婚姻。
　　我清楚记得，在考察队的时候，我是如何讨厌吴遥的。他的官腔官调我讨厌，他的自命不凡的派头我讨厌，他的动辄训人的作风我讨厌。我记得当我经历了在罗群问题上的心灵上的风暴之后，当吴遥的老领导、原特区第一书记，以后又成了我们的市委书记，对我提起和吴遥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工作的变动，我不断听到对吴遥的赞扬声，什么他原则性强，作风严谨；什么他工作有能力，政策水平高，等等等等。我们的市委书记还把我教训了一顿，"你对吴遥这样的同志还有什么犹豫的?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不相信组织上对他的评价吗?你这个同志呀!"这样，我就渐渐对自己的感觉也怀疑起来了，我是不是在用小资产阶级的眼睛看人呢?
　　不久，来劝说的人越来越多，而吴遥在我面前又一直是殷勤而温顺的，我心一横，算了!可是当我们正式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望着站在身边的吴遥，忽然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惑、恐惧和害怕的感觉，我感到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我四处张望，好像失掉了什么东西，以致于吴遥竟低声问我要找什么，我究竟要找什么，我自己又哪里知道?
　　今天，罗群的形象，又突然这么清晰地站到我面前来了，现在我才清楚地感到，我是永远失去了我应该找回的!
　　对于这些年来自己的生活，我不愿去回想，那种在家庭生活里也表现着专断的把别人当作上层交往工具的作风，想它做什么呢!
　　但是，我现在不能不问，当初打罗群第一棒的，难道真会是他吗?
　　六
　　第二天早晨，我匆匆洗完脸，吃了点东西，就到办公室来了。
　　同志们刚来，正在打扫卫生，弄得满屋里都是灰尘。我找到那位管申诉材料的同志，我问他："我们有没有收到过来自天云镇的一位叫罗群的申诉?"
　　这位同志想了想说："没有，我不记得有这个人的申诉。"
　　"你查查登记簿!"
　　"好。"
　　我走进我自己的小房间。小房间的炉子早生着了，倒是很温暖。窗外，雪也早已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见对面那张办公桌上面已积满了灰，这张办公桌是吴遥来组织部检查工作批文件时用的。这桌子里面也放有文件、材料，会不会在他的抽屉里呢?我走过去，想拉开抽屉，可抽屉是锁着的，我没有钥匙。
　　这时，那位管登记分发材料的同志进来了，他手里捧着登记簿对我说："宋部长，没有查到你说的罗群的申诉。天云山来的申诉材料中，倒是有个叫冯晴岚的，她是替她丈夫罗群申诉的，事由摘要上写着。"
　　我一听果然有申诉材料，忙接过登记本子看了看，并问他："这份材料是谁处理的?"他告诉我是一位科长处理的。我出去找到了那位科长，他不经意地说："三次申诉都给了吴书记了!"
　　"为什么没给我看?"我有些气愤地问。
　　"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上面讲到了吴书记，"科长神秘地说，"所以我就先交给他了。"
　　"他批过了吗?"
　　"没有，不过他口头有指示，认为基本情节没有出入，不能纠正。"
　　我把科长打发走了，猛地关上了门，我心里感到一阵火燎燎的难受，果然如周瑜贞所讲的，是他压下去了!
　　我坐到椅子上，又很快站起来，我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吴遥不跟我说这个呢?为什么申诉中还讲到他呢?我望着吴遥的办公桌，一种强烈的冲动产生了，我要打开他的抽屉，找出晴岚写的申诉材料。我试了试，抽屉锁得很严。我想起家里还有吴遥的一串钥匙，我匆匆跑回家，在他的写字台里找到了它，我又匆匆赶回办公室。
　　吴遥的办公桌被我打开了，我把里面的卷宗本子都找了出来，我正在仔细找寻的时候，那位科长突然推门进来了。
　　这个科长姓朱，是吴遥的老部下了，我很不喜欢他，因为他不仅好对上谄媚，而且好打别人的小报告，虽然，他对吴遥倒是非常忠诚的。
　　他看到我在找东西，小心地问我找什么?我告诉他，我要找那份申诉。他的小眼珠转动了一下，轻声问我："宋部长，你今天一大早就要找那份申诉，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人物交待过?"
　　我说："没有哇!"
　　"那……"他大为迷惑了，"那你为啥这么着急?"
　　"没有重要人物交待!"我没好气地说，"可有普通人的反映，你告诉我，你晓得它在哪里吗?"
　　"不知道!"这位朱科长摇着头，摆着一种不愿介入的样子，又悄悄退出去了。
　　我没管他，重新打开那些卷宗，终于我在最后一份卷宗里发现了它!
　　我把东西收拾好，重新坐到椅子上，望着那熟悉的晴岚的笔迹，忍着心跳，迅速看起来。
　　我读着前面晴岚对罗群的介绍，她的热情洋溢带有文学性的描写，使罗群那种天真、爽直、热情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形象，一下子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好像仍旧在含笑地望着我。
　　我不禁闭上了眼睛。
　　原来他的所谓右派罪行，就是在考察队批评了政工干部；他的所谓保护右派，是指我认识的一位工程师；他反对反右斗争，就是他没在考察队抓右派分子；他搞了个反党小集团，反对党，就是指他和区委书记凌曙对天云山的农业生产，发表了和特区党委领导的不同意见；他推行了一套极右的政治路线，就是指他改变了吴遥的一些错误做法，搞了那次形势和任务的教育。
　　申诉材料上的叙述，使我重新想起了罗群在天云山区的工作。天哪，这就是所谓右派吗?
　　窗外的风声，大办公室里人的谈话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重新看下去，但是一件事实，又使我忍不住跳了起来，原来所谓罗群的生活腐化堕落事实，就是指的我和罗群在天云山的那段恋爱。
　　我惊骇得呆住了，天底下难道真有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吗?
　　在冯晴岚写的整个反右斗争情况中，还提供了一个事实，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能把罗群定为右派分子，许多同志考虑到罗群的出身历史情况，认为只能给必要的处分，不能定为右派。可是当时的运动办公室负责人吴遥，硬是压下了这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在上报给省委的材料中，变成一致意见：开除党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一种愤怒和羞耻的情绪，几乎使我难以再看下去。我强行压制住自己，倒了杯水润润我发干的嗓子，接着看晴岚写的后两次对罗群加码处理的申诉，即一九五九年开除公职和一九六九年定为反革命。
　　这段历史情况是谁都清楚的，但罗群这一段的具体情况，我却又是毫无所知的。奇怪的是，冯晴岚在这两段的申诉中，一开始就说明，定案材料基本符合事实，她还引用了结论中所指的具体罪名，她说，那些话罗群是讲过的，但是她认为这些话是正确的，实践证明，罗群的言论和行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表现，因此，不仅不能认为是错误，相反这正表现了罗群同志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
　　看完了最后一页，我不像开始那样了，我感到有些踌躇，因为他的言论涉及到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评价，涉及到党所领导的几次大的运动，在群众中散布了对反右派运动的不满言论，而且在大炼钢铁时，组织过人拦截炼铁队伍，破坏大跃进，这样既不像是一般的反右派斗争中的案件，更不像因为反"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的案件，六九年定他为反革命也是根据上述材料。
　　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碰到过，上级也没有具体指示，该如何对待这样的问题呢?
　　我站在房里，望着窗外的雪后景色，许多下课的孩子，在耀眼的白雪上奔跑着，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给白雪一衬托，格外显得鲜艳。这情景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是不起眼的灰蓝色，也不再是以侮辱老师为光荣，而是天真活泼、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的了。我自己的惟一的孩子也在他们中间，她那小红帽像一团火，我远远就能瞧见，她此刻正在雪地里无所畏惧地向前奔跑，像是一下子就要跑到她们的新世纪。
　　我忽然想起，她有一次问我："妈妈，你们还能够创造一个时代吗?"她不等我回答，又搂着我的脖子说，"我相信你们能，你们经历了那么多，你们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就是条件，对不对?"
　　当时，我给问愣住了，我想不到一个中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搞不清，此时此刻，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
　　我的目光重又落到晴岚的材料上，现在，即使不看原始材料，问题也很清楚了。我知道，现在着手解决罗群的问题，阻力肯定是不小的，这种阻力首先就来自我的丈夫吴遥。他当然不会承认，当初他在罗群问题上，充当了一个令人憎恶的角色，可是要把问题敞开，他当时的面貌就非暴露不可。因此，他不可能不反对，而他的反对，肯定会在罗群的五九年的一些言论上做文章，而他又会是以保卫旗帜的名义出现，这么一来，别人就不敢发言了。
　　假使我坚持，我们的关系就会有破裂的危险。
　　破裂，我能有这个勇气和决心吗?
　　我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了，我还能重建我的生活吗?而组织上又给了我现在的这个职务，社会舆论将怎么看?会不会把我和罗群过去的关系再公开出来?再说还有孩子。
　　我又想到吴遥。
　　我们的婚姻，我对他的感情，我内心是明白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在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了。特别是在近十年中，当我们一道挨"四人帮"整的时候，我们毕竟还互相鼓励过，我们经历了关牛棚、挨斗争、挂牌子、下放。在那困难的时刻，他，这个权力欲望极强，乌纱瘾特大的人，毕竟也没有投靠"四人帮"，虽然自从他重新工作以后，又是故态复萌，重用亲信，对上谄对下骄，一切要看对自己权位的影响，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我们的家庭生活，又不知不觉恢复到"文革"前的冷冰冰的状态。但是说到要破裂，我还从来没有想过。
　　难道，到了中年的我，还要面临一次人生道路上的抉择吗?
　　别人都下班了，我还坐在那里，我恨自己缺乏决断。我又一次翻着晴岚的材料，又一次仿佛看见病弱的晴岚和赶着马车在天云山里奔走的罗群，而周瑜贞的那种质问的眼光，也在我面前浮现着……
　　我一直到十二点才慢慢离开办公室。
　　七
　　我回到家里，看到了冯晴岚寄来的信。
　　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我多么想了解她啊!我饭也没顾上吃，就躲进房里读起来。
　　正像我们久已疏远了的关系一样，她的信开头也用了一般的称呼，她写道：
　　"宋薇同志：我们的现实情况，估计周瑜贞同志已经告诉你了。你的情况，她也约略告诉我们一些。对于我们不同的处境，她也有她的看法，她是一个新型的人，她的许多看法，倒是颇有意思的，但是，我们先不管她的看法吧!
　　"关于罗群同志的情况，我在我写的申诉中已经讲了。现在我想谈一些我自己的事情，通过我的一些想法，你对罗群可能会加深一些了解，因为我觉得你对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对我和罗群的关系，你可能觉得很奇怪。的确，在我的亲属朋友当中，为此而大吃一惊的人确实不少。他们经常问：冯晴岚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上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浪漫主义?她为什么要主动背起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屡教不改'的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身上?她现在肯定后悔了。这些人好像很同情我，怜悯我，其实他们是完全错了。对这些人，我倒有点怜悯他们，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难道追求一个浅薄的庸俗的生活方式，追随一个你并不爱的权贵，取得某种物质上和虚荣心的满足，就叫做幸福?事实上，我对自己所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我今天离开人世，我也敢骄傲地宣告：我是真正幸福的，是对得起养育我的人民和这个世界的。即使用一个较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也不感到惭愧，因为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事。
　　"然而这也可能是我这个傻人说的傻话。
　　"对工作、对事业，我们先不谈吧，因为你很了解我是如何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作和事业，对党对人民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深厚的，我觉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认识罗群的可贵。说句真心话，谈起对党，对毛主席、周总理，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你我比之于罗群都差得很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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