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根据艺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将艺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再现的艺术力求按照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的表象与艺术的意象达到一致和重合；而表现的艺术则是以心灵外射的方式，根据主观的意愿拆碎现实表象的固有的常态的组合并重新加以组合。但是艺术不可能也无意于等同现实世界；同时，艺术不管怎样组合也不可能彻底消去现实世界的表象形态。由此言之，任何艺术家不可能纯属表现的，也不可能是纯属再现的，而只能是以表现为主或者以再现为主。表现艺术中有再现，再现艺术中有表现，再现和表现的划分毋宁说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划分。这种观念上的划分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文学的特征。中国的文学一般地说是倾向于表现的，这可以从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取看出来。

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偏于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较不发达。《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抒情诗占了绝大部分，叙事诗只是小部分，而且，叙事诗中除了个别的优秀篇章之外，大都比较拙直、稚嫩，而抒情诗则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并已有许多杰作。中国除一些少数民族之外，没有产生过规模宏大的史诗，而几乎与中国产生《诗经》的同时，古希腊却产生了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印度也产生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大史诗。在整个诗歌史上，中国抒情诗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嫌不够景气。中国小说作为不屑一顾的“丛残小语”，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色，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不是当作实际发生的真实，而当作虚构的“逼真”和“如实”──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更推迟到了明代。中国的戏剧文学则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近于抒情诗的联缀的格局。中国戏曲的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则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如布莱希特）所乐道。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比如，古典诗歌中的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是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是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如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并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绘，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古诗常提倡所谓“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抒发、宣泄内心郁积的情感。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杜甫以他诗人的敏锐和不可抑制的忧愤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其中如《哀江头》《悲陈陶》“三吏”“三别”《北征》等纪实性较浓的诗歌，曾被人艳称为“诗史”。这也恰恰说明这类可供史证的纪实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比较不常见的。明代批评家杨慎对于“诗史”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至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其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升庵全集》卷一百三十七）不论杨升庵评价杜诗是否准确，他对于纪实性作品的见解显然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绘画理论中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语），批评按焦点透视法来作画的主张，讥笑李成“仰画飞檐”；在文学理论中也有相近的倾向。反对斤斤于目前所见：“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是一种比较共同的见解。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着整套与西方不相同的范畴，这些范畴是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归纳出来的，它们产生之后，又反过来规范和影响了文学的审美理想、审美需要，从而规范和影响了文学发展进程的轨迹。中国的古代文论范畴是很有特色的，它们不是玄虚而是微妙，往往是拟象取譬以供参悟，不易落入言筌，如“气”“风骨”“韵”“味”“意”“神”“体”“肌理”“格调”“意境”等等。这些范畴经过不断演变、完善，内涵也日益丰富，又逐渐在相互间交叉，形成了网络，构成了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幽默”“典型”等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诸范畴，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特点，但更注意主客体的和谐。

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总体特点，到了“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现代文学中由于小说、戏剧受到重视，就不再显示出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的特点。整个文学的思想倾向的变化更为明显，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已被现代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此外，文学理论由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已出现了许多有别于古文论的新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学的特点。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三、怎样欣赏中国诗词（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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