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致祥把布置天安门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苏凡叫来两个日本人，共同设计了天安门城楼的经典布置。

    苏凡受领任务后，急传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个日本人:一个是40岁上下的肖野，一个是30岁出头的森茂。让他俩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肖野和森茂虽说是日本人，但他们从日本民间保留的源于中国文化精华的艺术中，得到了不少熏陶。他俩在设计之初，便想到了中国宫灯。他俩认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一周内，他俩用16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张草图。草图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非常欣赏这八盏太阳般的宫灯。他在20张草图中看中了一幅，删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方案确定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平城，购买灯笼。但偌大的城市，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此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直上火。恰在此时，肖野冒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这句话提醒了苏凡，他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宫灯。苏凡又走进了故宫博物院，他还真在档案中找到了线索，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苏凡赶忙叫上肖野、森茂，同去拜访这位老艺人。老艺人看了看如此大胆而豪放的设计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灯。但宫灯的云头和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肖野和森茂也上了城楼，三天三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

    “十一”的前一天，八盏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完成了。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80公斤。张致祥调来了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前呼后拥。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这几个宫灯送到十根廊柱之间。此时，他们又发现，小小的钉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固定如此沉重的灯身。肖野低头望望这些大宫灯，又看看那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他说:“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

    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经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尽管那时苏凡与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田华刚刚新婚不久，但是，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无数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准，领回了一张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他陪伴宫灯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开国大典当日，三幅大标语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都能躺下一个人还绰绰有余的大字，出自钟灵之手

    由于钟灵自小就练习写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练过，并且写得相当不错。他当年参加革命来到延安时，还是一个年仅17岁的小伙子。最初他被分配到电话班，当电话员。可他一有空就写字，搞宣传。他把字变成了武器，是仗打到哪里，他的标语字就写到哪里。也正因如此，他那漂亮的字体，传遍了整个延安。当部队从延安开到北京城时，他又把字刷到了北京。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时，怀仁堂前的院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这次钟灵受领任务后，拿出了看家本领，他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每个字都有一间房子大(字高2米，宽2.2米)。虽然这时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为照顾大多数人的习惯，经研究继续用繁体字。

    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左边的标语比右边的标语多一个字，在实际测量中，钟灵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很有讲究。它们并不是一样宽窄，但是人们视觉中左右四间都是对称的，这是明代的设计者巧妙利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窄，三七、二八、一九依次递减。钟灵在对标语的设计上，也采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将“政府”二字紧了一些，但人们不易看出两字与其他字的不同。

    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是悬挂国徽的，但因开国时，国徽还没有确定，于是暂挂一幅横标语，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横幅上的字也是钟灵的手迹。

    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正中门洞的上方要悬挂毛主席像。关于这张毛主席画像的来历，知情者甚少，而毛主席画像上面的字，也误传了多年

    开国大典筹委会把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中央美院。中央美院研究后确定由周令钊来绘制毛主席画像。任务是由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江丰下达的。周令钊受领任务的同时，接到上面送来用于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所参考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照的一张流行很广的毛泽东与朱瑞的合影照片的裁切版，即有毛主席头像这一部分。
   为了给画家们提供毛泽东画像的摹本，周恩来几次交代有关部门，派摄影记者来到丰泽园，为毛泽东拍摄正面肖像照。当时，毛泽东刚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不久。秘书把那些专为天安门悬挂而拍摄的照片都摆在毛泽东菊香书屋的案头上，让毛泽东本人挑选，毛泽东感到摄影师为自己所拍的照片都不尽如人意，他对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喜欢这一本正经的照片，如果天安门上一定要悬挂我的像，最好从那些随随便便拍下的照片中选一张。因为随意拍的照片比这样的照片自然。”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又派人送来几幅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朱瑞在一起的合影。这是一张被摄影师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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