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184页。

②《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69页。

③《李达自传（节录）》，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④ 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3页。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1页。

⑥ 李立三:《李立三自述（1940年）》，《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页。

⑦《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5页。

（三）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影响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不透彻，对中国革命实际的了解还不深入，更没有自觉地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缺乏成熟理论的武装，因此难免受到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上，也不例外。这突出表现在五大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的问题上。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危急时刻召开的，蒋介石已在会前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这次大会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重任。在五大上，“陈独秀作长篇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汪陈联合声明’的调子，既没有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明确提出今后的方针政策，而且一再为他的错误辩解”，“当时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表情”。陈独秀后来在大会上作出一些检讨，最后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关于其中原因，据陆定一回忆:“一是瞿秋白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二是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建党时期的同志除李大钊外，其他的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后辈，大家仍然敬重他，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担当党的领袖这个重任；三是当时党内还没有出现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继续领导全党。总的来说，对陈独秀是迁就的。”① 其他五大代表也有持此意见者，如蔡和森就认为五大的缺点在于“没有执行政治纪律，没有解决党的组织问题，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因此让机会主义继续其生命与发展”②。李立三也认为“五次大会组织上是调和主义的胜利”，“在组织上中央成为各种意见的总和，并没有从组织路线上解决组织问题。因此，中央开会可以争论几天得不到结论”。③

可见，中共五大对陈独秀是“迁就”、“调和”的，没有彻底解决他的错误，而出于对他的敬重和缺少其他能孚众望的领袖人物，再度选举他担任总书记。当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委员应该是适当的，但让他担任总书记，期望他立即与自己的错误决裂，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使党从危机中走出来，却不现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也不是陈独秀本人力所能及的。当然，继续选举陈独秀当党的领袖，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大革命失败；但这件事反映出幼年时期的党受到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影响，还不善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去正确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甚至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训令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后，“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为党在组织方面没有出路”，“又以为党没有家长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疑，非常害怕”。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