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6页。

② 刘仁静: 《一大琐忆》， 《一大回忆录》，第50页。

③《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 《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8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页。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央委员会选举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共六大。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提出选举的指导方针和具体建议，而且他对六大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宗派的意味”；但是他提出的原则和建议，都要通过大会讨论接受来执行，尤其是“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①

从整体上看，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有着重要影响，但还不能说是“操纵”，即使是六大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共产国际的主要作用是提出选举的原则方针，由大会讨论接受，而不能超越大会选举而直接指定。应该说，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会都是大会代表选举的结果。当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也确实存在着消极的方面。

（二）派别“山头”问题的影响

毛泽东在七大时曾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② 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过程中，就存在着由于会议代表观点、经历、出身等的不同而导致的程度不一的派别“山头”问题。例如，二大召开前，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这时气象有些新鲜，那些青年团员学会唱国际歌，行动也很敏捷，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他们看到我们国内这些党员俨然是学者式样，他们就送我们—个徽号，叫做‘研究派’”③ 。前文也提及，“这时党中显然分两派，所以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而且“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所以又发生下面的问题，第二次大会及所发生的小组织问题。因此这两派的见解和行动都有分别，所以第二次大会活动分子被选，自然的党内分了派别的观念”④。

派别“山头”问题在六大上更显得严重。周恩来曾指出:“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周恩来还指出:会上“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例如，当检讨到两湖起义的错误时，两湖的代表们便觉得他们的工作中也有些成绩而极力争辩”。⑤ 李立三更详细地指出大会中有各派代表:“极右派，即陈独秀取消主义派”、“以张国焘、罗章龙为首的右派”、“项英同志为首的江苏派”、“左倾派别，包括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央”，“前三个派别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中央又反过来反对他们。这就是六大期间党内出现的严重情况”。⑥ 正因为派别严重，大会无法深入解决问题，尤其是形成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界线，造成“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