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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当时会议代表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的票，“在开票时，当唱道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脱口问了一句:这是谁写的?从而表现了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心理”。① 可见，从一大开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就实行民主程序:无记名投票、自由选举、公开唱票、以得票多数公选领导人等。在以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党都继续保留和发扬了这种民主传统。例如，中共二大选举的民主气氛更为浓烈。当时，“旅莫同志回国，以为上海太消沉，多数主张积极活动，但望道（指陈望道——引者注）非常消极，这时党中显然分两派，所以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 ②。这是对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时出现“竞选”情况的首次记载。再如，在三大上，因代表人数已大幅增多，不宜再在整个代表范围内大规模选举，而采取了提出候选名单进行表决的民主方式等等。
第二，逐步制订了选举方法及程序。对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法及程序的制度化，中共一大至五大都没有专门制订相关规定，只能从会议其他文件和代表的回忆中找到一些零星线索。但到中共六大，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专门制订了《第六届中央委员选举法》，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央委员选举的党内法规，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制度的重大成果。选举法详细规定了大会选举中央委员的方法及程序:首先，由“大会主席团决定下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十一人”，并“由主席团提出超过此数的名单（五十一人）交各代表团讨论之”；然后，各代表团在此名单中决定人选，“如在名单之外另提他人者也请写上，但要明白的说明正式或候补字样（总数为正式二十一、候补十一）”，并于规定时间前转交主席团；最后，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名单“多数的意见”再拟一份正式名单，大会按此名单“付各代表投票选举”，“各代表如不同意某人，可改换其自己愿意选举的人。以不超过正式二十一人、候补十一人为原则”。③
第三，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力量发展的需要，逐渐取消了一些过时的做法。例如，中共五大之前都是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这是因为中共一大至四大基本都是一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四大召开稍推迟了一点。而到五大，距离四大召开已有两年多。这时的党已不再是初创时的小党，而是有着全国影响的较大的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与会代表的选举都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革命形势的复杂变幻、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等等，在事实上很难做到一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五大取消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的规定。再如，三大曾规定“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四大也规定“各代表表决权以其所代表人数计算”。④ 按照此规定，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各个代表因地方不同，其选举的票数认定也不同。这反映了当时党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发展不平衡，试图用这种方式保障各地代表尤其是党员人数较多地区的代表的权益。而到五大，就没有再作这样的规定，反映出这时党组织在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了一定改善。
中共一大至六大对中央委员会选举探索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果至今仍被沿用，如选举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内再选举中央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设总书记为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提出候选名单进行表决等等。
① 刘仁静: 《一大琐忆》， 《一大回忆录》，第50—51页。
② 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③《关于中共六大的一组文献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1、386页。
二
虽然中共一大至六大中央委员会选举在探索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还不成熟，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这一探索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不同程度地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派别“山头”问题、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影响上。
（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创建的，成立不久即加入共产国际，作为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着一些将共产国际的领导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因此，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或多或少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却是消极的。
早在一大上，就有代表认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操纵大会。例如，一大代表包惠僧就曾回忆说:“最后进行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商谈过的，所以票很集中，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张国焘是我们和马林间的中间人，他包办一切，把持一切”。① 但也有代表反对这种观点，如在一大上给马林当翻译的刘仁静就肯定地说:“有人回忆他（指马林——引者注）曾在会上作过大报告，甚至操纵会议，我觉得这是不确的。那时他并不是每次会议都参加。他如发言我就给他翻译。照我看，他参加一大象征着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的支持，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②
在三大上，也有代表进一步说明马林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的作用:马林在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特意两次召集部分会议代表谈话，“经过了两次的谈话酝酿，才提名交全体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马林说，‘二大’的会议搞得匆忙。‘三大’要细致些，会议要开好。马林还说，政治路线是国共合作，组织路线则应尽量安排工人代表到中央，特别是党的中央常委要有工人代表，最好是参加工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分子。根据这个原则， ‘中共三大’选出了中央委员和后（原文如此——引者注）补委员十几人” ③ 。由此可见，马林并不能直接决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更不能直接任命中央委员，他的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主要是提出原则意见让会议代表讨论接受，从而指导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三大选举蔡和森为中央委员，也能说明这一点。马林在参加三大的笔记中对蔡和森很不满意，认为“和森却反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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