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在军队组织方面,改变了车兵为主的体制。公元前719年,鲁、宋等国联军“败郑徒兵”,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载 ;春秋末期,吴、越、齐等国的舟师己能在江河、海面作战 ;骑兵早先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逐渐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一个兵种。
战国时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大批农民被征集入伍。同时采取募兵制,招募考选武士以充当军队的骨干和组成国君的卫队。如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齐国的“技击”。
春秋以前的战争一般都由国君统帅军队出征,六卿也兼军将。战国时文武分途,已由专职的“将军”、“柱国”、“尉”等统兵打仗。
作战指导上的变化亦很显著。在谋略方面:逐渐否定了重信轻诈等用兵之道,重视审时度势,因利乘变,如晋国欺骗虞国,假途灭虢后再回师灭虞;注意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结合和敌友力量的分化组合。
春秋以前的战争主要以战胜对方为目的,战国时期则以消灭敌军实力为上。战国时期孙膑在桂陵之战中以“围魏救赵”、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示弱”诱敌就范的谋略,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战法方面,春秋时期己逐步突破商、周以来的两军对阵,正面攻击的惯例,采用了多种方式作战,有两翼突破、再捣中坚(如鄢陵之战);设伏诱敌、乘势歼灭(如鸡父之战);疲敌而击、后发制人(如长勺之战),等等。
战国时设守要害和利用城池防御,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如晋阳之战、即墨之战都是经旷由持久的坚城防御而最终得胜的,有的还挖地道作战。在阵法方面,春秋初期的编葛之战,创造了有名的“鱼丽之阵”,使车阵趋于严密灵活。战国时阵法己多种多样,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提到了方、圆、疏、数、锥行、雁行、钩形、玄襄、火、水等十种阵法。
春秋战国之际,为适应战争指导的需要,军事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孙子》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孙子》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具有深刻的谋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它初步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强调战争“必取于人”;它分析战争中的奇正、虚实、勇怯、强弱、利危、攻守等对立的现象及其互相转化的关系,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它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和作战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等,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
《孙子》这部名著中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影响深远。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道出了这部划时代著作承前启后的作用。《孙子》在唐代中期传入日本,18世纪下半叶传入法国,后采又传入俄、英、德等国,成为近代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继《孙子》之后,战国时期兵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它们在继承《孙子》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尉缭子》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真知灼见;《孙膑兵法》认为富国才能强兵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活跃。各派思想家、政治家对战争问题各抒己见,是“百家争鸣”在军事上的反映。其中论兵内容较多 、影响较大的是儒、墨、法、道四家。如儒家的仁义为本、足食足兵和强调组织训练的思想;墨家的休养生息和注重武器与军事工程的主张;法家的讲耕战、重实力、权术和刑赏的观点 ;道家的“慈故能勇”、“柔弱胜刚强”、“进道若退”的辩证命题等,都给历代军事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先秦诸子论兵,开创了古代非兵家论兵的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的军事历史学,不像古代欧洲那样首先以记述战争历史的专著出现,而是在其地史籍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军事历史的内容,如编年史《左传》、国别史《国语》、典章制度汇编《周礼》和策士论集《战国策》等。军事地理学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孙子·地形篇》、《管子·地图篇》都有这方面的论述。研究在战争中利用地理条件,己成为兵书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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